作者 | 王乐乐 李伟

来源 | 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已获授权

原标题《纠结与治愈：青年精神内耗的表征、根源与应对》

2022年7月，B站发布的一则名为《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的视频意外走红网络，播放量超过3000万，一度登上各大平台的热搜榜单。视频中提到的“精神内耗”与时下的网络热词“内卷”“躺平”，皆是青年群体对快节奏的社会生活和高度的物质、精神压力在思想层面的变相投射。“精神内耗”又称“心理内耗”，最初是在心理学领域被提出并运用，主要指人在进行自我控制时，两个理念不同、观点不同的“小人”，相互争吵、相互拉扯、彼此冲撞，导致心理资源被过度消耗而出现的精神倦怠。在学习工作方面，表现为对既定的成功精英阶层有追求执念，行动上却担心失败而踌躇不前;在人际交往方面，表现为情绪极度敏感导致容易放大小矛盾、小摩擦，却又为避免与他人冲突而选择主动讨好;此外，还表现为纠结过去生活的遗憾，担心未知的未来等。

上述情绪基调在一定时限内、一定范围内可被视为正常的心理波动，但是如果持续存在且不加以调整、疏导，就容易陷入焦虑紧张、自我怀疑甚至穷思竭虑的恶性循环。目前关于精神内耗问题的讨论，多见于微博、知乎、豆瓣等媒介平台，学术层面的研究还不多见。青年作为最富有朝气和梦想的中坚力量，重视其情绪基调与感受的动态变化并及时加以调整，是保持社会稳定发展的应有之义。因此，在分析青年精神内耗表征的基础上，深入剖析其生成根源并提出应对之策，对了解青年的思想动态，化解青年的思想危机进而培养堪当大任的“时代新人”，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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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精神内耗的主要表征

随着现代社会的急剧转型，快节奏的学习、生活和工作压力，迫使青年像抽打的“陀螺”“随着时代的巨大钟摆而运转，直到筋疲力尽”[1]。“内卷”“躺平”“佛系”“丧”，皆是青年以诙谐幽默的趣味方式表达着对当下社会现实的抗争。在“卷不卷”“躺不躺”“佛不佛”“丧不丧”的相互摩擦、拉扯和消磨中，加速着自身精神内耗的积淀生成，主要表现为自我怀疑、自我攻击、纠结犹豫的特征。

1.无休止自我怀疑:瞻前顾后与犹豫不决并存

青年出现精神内耗症状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完美主义的社会规定。完美主义的社会规定，主要是指“个体感受到来自重要他人和现实社会卓越标准的压力，尽力去满足别人对他/她的期望，生怕别人对他/她失望”[2]。拥有完美主义倾向的青年，在急剧“白热化”的社会竞争和强势的社会规则面前，使出“浑身解数”规避自己犯错，期望达到自己、他人和社会制定的高标准。然而完美主义的追求背后隐藏着对失败的恐惧，就像两个相互拉扯的“小人”在内心世界相互冲撞以期避免错误的发生，致使青年在“脑补”消极后果的过程中犹豫不决、瞻前顾后。不仅如此，经济社会高速蓬勃发展为“千禧一代”和“Z世代”青年提供了完全不同于父辈的相对优渥富足的物质文化生活。同时，自立自强、踔厉奋发的主流观念，已经由外而内地嵌入青年的价值认知，并且在逐渐内化中升华为青年的价值认同。物质和精神相对丰裕的青年本应承担比父辈更大的使命、完成更重要的任务、取得更大的成就。然而，不断涌现的“我太难了”“社畜”“Emo”“打工人”“葛优躺”“小镇做题家”“佛系”“躺平”等描绘青年社会心态的网络热词，折射出对阶层固化、社会不公平的不满甚至是愤恨情绪，青年在“内卷”还是“躺平”的犹豫中瞻前顾后、不知所措。

2.无止境自我攻击:理想丰满与现实骨感交织

“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青年在国家、社会和父辈的多重关爱之下，容易陷入“物质生活的乐观主义迷思”[3]。“温室里的一代”认为自己能够凭借高学历、高文凭在现实世界中以一己之力实现“35岁财务自由”，然而学习、就业、买房、婚姻、养孩等现实压力与预期目标出现偏差，致使青年较为普遍地陷入焦虑、自卑的泥潭不可自拔，只能无奈自嘲为“打工人”。《中国国民心理健康报告(2019—2020)》显示，“18~34岁青年的焦虑平均水平高于成人期的其他年龄段”[4]。同时，据《2022国民健康洞察报告》调查，超过90%的人担心自己有心理问题，其中担心自己患有焦虑症和抑郁症的分别占据50%和44%[5]。不仅如此，《逆卷而行—2021青年男女健康调查报告》显示，超八成青年职场人曾担心自己会猝死，从未担心过猝死的比例仅为18.1%。18~35岁的青年男女中，89.1%感觉有压力，87.3%感到疲劳，71.2%感到孤独。其中，“90后”是压力与疲劳感知最高的人群[6]。理想的“高开低走”和压力的无限升级，打破了青年人对物质生活和个人发展的乐观预期。一些青年的目标追求遭遇现实碰壁后，选择以“卷王”的姿态，试图通过“自我压榨”的方式在非理性的激烈竞争中突围。另一部分不堪压力重负的青年则采用“自我矮化”的方式进行“自我贬低”和“自我攻击”，尝试在焦虑、紧张、敏感和怀疑的气氛中，以低欲望或消极遁世的形式自我慰藉。

3.无止境纠结犹豫:反刍过去与忧虑未来杂糅

当个体经历了失败、挫折、打击、失利、丧失等负性事件，或者正在面临压力较大的重大事件之时，都会反复思考“为什么会失败”“如果失败了，我该怎么办”。如果不能及时处理或者应对不当，就容易陷入长期且重复的思想旋涡中无法自拔。青年精神内耗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在于花费太多时间“自我讨伐”“反刍过去”，却没有理性有效的行动措施，周而复始直至精神疲惫。有关调查显示，“仅有11.7%的年轻人23点之前入睡，50.93%的年轻人24点之后才入睡，其中41.3%的“80后”24点之后入睡，近半数“90后”24点之后入睡”[7]。当然，熬夜失眠的原因形形色色，其中不乏有些青年在脑海中上演一场又一场小剧场，复盘白天的小失误是否给自己和他人造成麻烦与困扰。同时，在完美主义的绑架下，反刍过去与忧思未来的相互杂糅，构成当下一些青年人的精神基调。总体而言，人们的焦虑有40%左右来自对未来的担忧，30%左右源于过去的事情[8]。从事业方面看，大学生群体面对高校毕业生人数持续增加和就业岗位相对有限的结构性矛盾，尤其是全球疫情冲击更使供需脱节矛盾进一步深化，青年群体似乎集体陷入体制内外的纠结犹豫中;从家庭方面看，青年群体面对情感问题、经济问题以及子女教育的巨大物质和精神压力表现出的茫然使得精神内耗加剧扩展，“不婚主义”成为一些青年逃避压力的被动选择。

02

青年精神内耗的生成根源

精神内耗是青年群体面临巨大社会压力和时代困境呈现的独特症候。这种症候的生成根源是复杂的，既离不开功绩社会中资本逻辑的变相驱动，也是流量为王驱使下媒介无限放大焦虑的结果，还与文凭教育背景下“社会身份”的结构性失位有着直接的关联，更与工具理性挤压下“价值理性”的日渐式微密不可分。

1.魅惑:功绩社会驱动下“自我剥削”的主动选择

2019年3月，一名互联网程序员在GitHub网站发起了“工作996，生病ICU”的项目，道出了互联网“大厂”青年员工在绩效工资魅惑下疲于工作的心酸。话题伊始，一些电商公司巨头发出了“996是福报”的忠告，直接将“996”工作机制推到了风口浪尖，频频登上热搜，也因此入选了2019《咬文嚼字》十大流行语。“996”加班文化多次在网络上引发热议之后，很多互联网企业在2021年相继取消这种工作模式，闲暇时间的增多本应得到更多人支持，然而调查显示互联网公司字节跳动有“30%的人不支持取消”[9]。

究其原因，这与奖惩制度驯化的肯定性社会，即功绩社会有一定的关系。功绩社会中绩效或者KPI已经成为“打工人”持续价值输出与创造的内生动力。

这种看似“乐于加班”“自愿加班”的行动，实际是功绩社会存在的绩效主义驱使下的“魅惑拼抢”。传统的雇佣关系被“魅惑拼抢”的竞争关系打破，劳动者从“他者异化”向“自我异化”转变，在“自我暴力”的强制袭击下，员工以更加自觉、积极、主动的方式进行“自我压榨”和“自我剥削”，乞求在非理性的竞争中“保住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10]。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韩炳哲认为劳动者“同时是囚犯和看守、受害者和施暴者”[11]。不可否认，数字技术的迭代升级给我们生活提供诸多便利的同时，也使得绩效考核无孔不入。上述情况在基于APP网络平台工作的青年网约工群体(诸如快递小哥、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代驾等)身上表现尤为明显。一方面，平台对每一个网约工设置独立打分系统并综合排名，确定派单的优先顺序和奖惩实施，以达到“算法约束”的目的。另一方面，网约工为了获得更高的积分和更好的收益，只能以超额的身体及精神付出在既定轨道上奋力奔跑。

2.渲染:流量为王驱使下“贩卖焦虑”的网络表达

网络文化土壤催生了“贩卖焦虑”的社会热词不断涌现，营造了一种全民焦虑的景观。比如:身材焦虑方面，“反手摸肚脐”“锁骨放硬币”“A4腰”“耳机线缠腰”等话题，在短时间内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舆论爆点;教育焦虑方面，在学历贬值、教育加速内卷的时代背景下，家长们似乎集体陷入“如何当好‘虎妈’‘狼爸’”“怎样培养‘鸡娃’”的困惑中。然而，随着一篇《我偷看了海淀鸡娃号的秘密》微信推文的传播，道出了“鸡娃号”背后贩卖焦虑的“生意经”。

探其本质，首先，一些自媒体将“流量为王”奉为圭臬，造就了焦虑情绪的野蛮繁殖。为了吸睛引流，诸多标题党抓住了青年“向上比较”“同辈比较”的心理，在自媒体平台大肆转发分享诸如《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不要让你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上流社会的边缘人》等文章。总结其共性，自媒体平台从生存之道出发，以制造悬疑、强化焦虑、直击诉求为“饵”，发布一些极端的优秀个例(包括虚假案例)，采用同辈比较和夸张个性的手法营造出“群体优秀”的虚假现象，直击青年网民“压力山大”“身份平庸”的痛点和弱点，以达到增加流量的目的。不仅如此，一些营销号还雇佣网络水军为焦虑氛围造势，致使缺乏理性思维的青年在强势舆论中沦陷。其次，情感共鸣和身份认同推动了“贩卖焦虑”的网络表达。一方面，面对青年较为关注的“阶层固化”“贫富差距”“社会不公”等热点话题，自媒体平台或发布关于“星二代”“官二代”“富二代”的闹剧丑闻，或发布“工作三年，年薪百万”成功学心灵鸡汤，契合了青年心理补偿的需要，在情绪共振中以自嘲、反讽的方式传递焦虑。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将天涯变咫尺，青年可以突破地域距离在网络世界中迅速寻找同伴，以“入圈”或者“组圈”的方式“贩卖焦虑”。甚至一些“伪焦虑”青年为了避免成为青年群体中的“他者”，在遮蔽真实自我的过程中“跟风”焦虑以寻求身份认同。

3.反差:文凭教育背景下“社会身份”的结构失位

目前，“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仍然是很多普通人打破阶层固化、提升社会身份、实现向上流动的人生法则。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文凭与身份之间的相互联结，使得很多人能够借助学历“硬通货”实现了阶层跃升。正是受“身份文化”的长期影响，当代青年在进入社会之前，已经预想了自己未来的身份、地位、收入、职业、圈层以及生活方式。可以说，“现实社会结构‘生产着’人们对自己或他人所处类别的社会预期”[12]。然而，文凭教育生产的具有较高身份预期的年轻人与其实际从事的工作发生了结构性失位，向上流动渠道的窄化致使依靠文凭提升“社会身份”的计划在现实挑战面前遭到质疑。

深究其因，首先，“精英循环论”堵住了劣势阶层向上流动的渠道。在20世纪后半叶，美国社会学家展开了教育与社会阶层关系的讨论，形成以Collins和Bourdieu为代表的“精英循环论”和以Blau和Duncan为代表的“精英再生论”两种观点。在此基础上，中国学者对“精英循环论”和“精英再生论”展开了激烈讨论。众多实证研究表明，近年来，精英阶层手中掌握的众多优势资源为代际传递的实现提供了重要保障，高等教育对个人社会地位改善和社会阶层跃升的作用逐渐弱化。因此，很多劣势阶层发出了“寒门再难出贵子”的无奈呻吟。其次，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普及化发展，使文凭的“硬通货”功能不断弱化，进而引发学历的“通货膨胀”。据教育部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7.8%，普通本科招生444.60万人，研究生招生117.65万人，其中，博士生12.58万人、硕士生105.07万人[13]。从表面看，高等教育的扩招政策似乎可以借助延长教育时间减缓部分青年就业压力，但却在短期追求中遮蔽并加剧了社会结构性失衡，致使文凭教育的分流作用不断弱化。不仅如此，有关调查显示，2020年大学生最期待的就业去向，公务员占12.4%，事业单位占13.8%，国有企业占16.7%，总体来说偏向体制内相较2015年33.6%上升了9.3个百分点[14]。体制内工作相对有限与毕业生数量不断扩张的矛盾，进一步导致了劳动力结构的供需失衡。除此之外，高等教育相对固化的专业类别、课程设置、培训体系等滞后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响应市场弹性变化的调整能力较弱。高等教育对学生的应用能力、实践操作能力、突发应急事件处理能力、创新能力、人际交往能力、抗压能力的培养相对缺乏，难以达到技术人才尤其是高精尖技术人才所需要的技能水平，形成了高学历与低能力的结构性矛盾。总之，在上述现实挑战面前，青年群体对文凭教育的分流作用在笃定到怀疑、希望到失望、肯定到否定的过程中不断堕落，在社会屡屡碰壁后不知所措，进而加剧自身精神内耗的生成。

4.对抗:工具理性挤压下“价值理性”的日渐式微

青年生活的时代背景是理解精神内耗现象的钥匙。当代青年一方面与生产力不断提高和物质生活不断丰富相伴，另一方面与“物质至上”和“实用至上”的价值观念相随。实用至上的工具理性在青年日常生活中渐渐渗透、日益扩张甚至成为衡量一切的主导性思维。具体表现为:淡化理想信仰，注重实用务实;忽视形式规则，追求实际结果;轻视集体价值，讲求个人利益。尤其在重大疫情引发的物资匮乏、就业严峻、收入不稳定等现实挑战面前，个人层面的发展在现实生活中遭遇阻碍，进而引发焦虑、紧张、不安等情绪，最终陷入精神内耗。

究其本质，青年精神内耗的产生，除了与资本逻辑、技术推动以及制度因素有关，其深层次根源在于“价值理性”的日渐式微导致的精神匮乏。面对高负荷的生活和工作压力，青年容易倍感焦虑，甚至产生逃避心理。这种情形本身无可厚非，但在资本加持和个体心理推波助澜之下，泛娱乐化思潮借助新媒体技术在现实社会持续发酵，为青年营造了内心极度渴望而“日常生活无法提供的精神‘乌托邦’”[15]，这无疑打开了情绪宣泄、逃避压力的出口，在看似自由的虚假幻想中麻痹自我、躲避崇高。不仅如此，马克思明确指出，“具体的人”的思想和行为是现实社会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市场经济和资本逐利本质的影响下，在工具理性日渐强盛、价值理性日渐消弭的特殊境遇中，各种夹杂着拜金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的错误思潮，充斥着青年生活的各个领域，直接催生了一批患有“物欲症”的实用青年。“效益化”和“有用性”成为部分青年衡量一切的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追求财富、衡量效益、注重结果，成为部分青年行动的终极动力和目的。基于此，对理想信念和价值信仰的功利化审视，容易导致青年审美的庸俗;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和集体利益的忽视，容易导致青年心灵的空虚;对工具理性的推崇和价值理性的拒斥，容易导致青年心理的病态。

03

青年精神内耗的应对之道

青年精神内耗是社会制度、媒体环境、资本逻辑和个人精神匮乏复杂作用的结果。因此，摆脱青年精神内耗之困，需要从认知层面理性认识功绩社会的“自我异化”，技术层面主动消解网络社会的焦虑氛围，制度层面积极满足文凭教育的身份预期，个人层面以精神涵养实现价值理性的回归。

1.理性祛魅:以理性认识还原青年多样性和复数性行动

阿特伦在《人的境况》一书中提出“活动的生命”，除了亚里士多德指明的创造和生产两种活动之外，还具有“行动”特质。人类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数性行动为每个人生活赋予了多种样式和可能，使社会呈现多元丰富的特征。功绩社会驱使下“自我剥削”的个人选择，正在使人类社会呈现单向度的线性进化。机械化的工作模式，使人们的生命意义和生活价值悄然丧失。因此，与形式主义的“996”相比，青年更应该主动打破“自我异化”思维定式，以理想认识还原“活动的生命”原本的幸福与惬意。

(1)主动忙碌:化身时间管理大师，平衡工作与生活。有关调查显示，仅有30.7%的受访青年认为自己的时间利用非常高效，55.2%的受访青年觉得时间管理做得一般。而在时间管理不够高效的原因中，懒散、不想做事占据65.7%，拖拖拉拉、优柔寡断占据61.1%[16]。工作效率不高，只能依靠延长劳动时间创造价值。因此，主动忙碌是以效率为导向的现代社会还原多样性和复数性行动的关键。在劳动力市场中，体制内外的工作强度受绩效影响的差异明显，体制内个人收入与个体行动力的关联性较弱，这也是重大疫情背景下青年发出“宇宙的尽头是编制”呐喊的重要原因。而体制外工作与绩效的关联度非常高，其线性收入与付出成本紧密相关。因此，在其他变量恒定的情况下，体制外工作的青年工资收入对其行动的驱动力更强、更直观。为了打破“自我异化”的思维定式，青年应该主动设定目标、划分阶段、掌握节奏、按部就班地全身心投入，这不仅是高效平衡工作与生活的最佳方法，也是适应职场生存法则的能力显示。

(2)个体自觉:优化弹性时间结构，利用网络为学习赋能。自我能力不断提升是有效应对工作、提高效率的重要法宝。首先，赋予时间价值感，利用碎片化时间建立附加型学习方式。比如上下班的路上，青年可以利用碎片化时间将网络作为寻找知识的中介，利用闲暇时间通过零存整取的方式吸收知识、阐发见解、创新重构，以此循环往复、不断升级。附加型学习方式既可以弥补碎片化学习不够系统的缺陷，也可以在摆脱前人思维定式的基础上创新建构。其次，赋予学习积极情感投入，应对生活遽变。社会环境的日新月异、加速变迁，给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我们更应该以积极的态度，利用网络在碎片化时间为学习赋能、提升自我。

2.焦虑消解:以网红甄选和网络监督缓解青年焦虑氛围

如前所述，青年精神内耗在很大程度上与网络社会“贩卖焦虑”有关。网红作为网络社会集聚大量粉丝的领袖人物，成为互联网“原住民”青年模仿和效仿的主要对象。为了更快速、更高效地吸引粉丝以博取流量，受利益驱动的网红需要快速了解网络“原住民”的情感动态以便炮制契合其心理需要的信息。目前，面对买房难、工作难、养孩难等一系列的压力，“一夜暴富”“加速内卷”“持续躺平”各种纠结萦绕在青年群体中。不少网红捕捉到这一心理需要之后，在网络上以“摆烂”“卖惨”的方式，试图引起粉丝情感共鸣，其间还夹杂着消费主义、拜金主义、功利主义、物质主义等错误思潮的渗透，让青年在“娱乐一切”的氛围中消解崇高。因此，甄选“正能量”网红的同时加强网络侦查，对净化网络环境、重塑青年价值观意义重大。

(1)价值引领:甄选“正能量”网红，发挥“德治”教化作用。作为信息输出的首端，网红输出的内容中蕴藏的价值观及意识形态，无形中影响着粉丝群体。青年作为粉丝群体的中坚力量，无形中遭受到“正能量”“负能量”的双重侵袭。因此，面对良莠不齐的网络信息，建立有效甄选机制，是帮助青年群体避免错误思潮影响的关键。甄选“正能量”网红，利用算法技术精准投放青年圈层显得尤为重要。选取一批与命运抗争，坚持不懈矢志奋斗的励志网红;推选一批传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传播大使;发展一批奋战在一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康的爱国网红;挖掘一批在普通岗位上精益求精的劳动模范等。将这些不同领域的“正能量”网红通过算法技术精准推送到不同圈层的青年群体中，以身边人讲述身边事的形式发挥其价值引领示范作用，从而自觉抵制甚至消除“负能量”信息的影响。

(2)净化空间:强化网络侦查监督，建立“法治”“自治”协调机制。要消除网络“贩卖焦虑”对青年的影响，除了解决信息发送首端的问题，还应该强化信息传播过程的督查，做好舆论审查与监管。网络的虚拟性、交互性、隐蔽性，为网络空间里消极低俗内容的生产和传播提供技术支撑。因此，建立多元参与的互联网监督治理机制势在必行。首先，建立国家与圈群双向互动的“法治”协调机制。一是完善国家层面有关网络监管的政策、文件和意见，建立硬性管理和软性治理相结合的网络监管新格局;二是建立圈群规则和圈群标准，避免网络极化的舆论发酵和去中心化的主流价值偏离。其次，提升网民自身素质，加强“自治”。健全网民公约，提升网民辨别是非、美丑、善恶的能力，养成独立分析、辩证思考的品格，避免成为传播不良信息的“助推手”和“扩音器”。

3.制度破壁:以教育改革和制度创新满足青年身份预期

受文化资本逻辑的惯习影响，名校毕业似乎意味着拥有了身份提升的“通行证”，可以凭借学历实现社会地位的改善。但现实情况是，“高学历”并非衡量就业、高薪以及工作稳定的唯一标尺，由此导致青年在现实焦虑和未来迷茫的双重叠加中加速自身精神内耗。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从教育改革和就业制度保障两方面着手，以制度破壁的方式满足青年提升社会身份的预期。

(1)需求侧:深化教育体系改革创新，满足青年提升社会身份的预期。高校传统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内容滞后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是大学生难以满足提升社会身份预期的重要因素。因此，高校的专业课程设置应该立足于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从青年劳动力结构的构成要素入手，更新专业理论知识与实习培训、实践创新双管齐下，以便于青年在激烈的竞争市场中谋得与自己文凭教育相符合的就业岗位。除此之外，高校还应该建立和完善心理保健和心理治疗相结合的教育机制。目前，高校心理教育健康工作机制呈现片面性特点，比较关注甚至只关注表现出明显心理问题的学生。建立健全预防、干预、治理一体化的教育机制，培育青年的独立性和适应性，提升自身的抗压能力，从而促其健康成长。

(2)供给侧:深化就业制度改革创新，满足青年提升社会身份的诉求。受目前国内外宏观经济的影响，特别是新冠疫情的冲击以及高校毕业生人数史无前例的激增，“就业难”已经成为制约社会平稳发展的重大难题。理性审视就业难背后隐藏的社会结构性失位导致的社会阶层固化问题，或许可以对满足青年提升社会身份的诉求提供部分启示。一方面，疏通阶层流动渠道，建立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制度体系。个人努力和文凭教育等后致性因素难以打破强势阶层的“精英复制”，向上流动的渠道被堵塞。因此，国家应该出台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阶层流动制度，充分发挥文凭“硬通货”对人才的筛选功能，避免青年在奋斗者与躺平者心理拉扯中沦落为“蹲族”。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催生了许多新兴就业岗位，为青年提供了更多自由多样的选择。青年应该打破“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在迎合社会智能化、技术化和服务化趋势的同时，提升自己的职业技能。国家还应不断完善数字经济领域的技能培训、劳动纠纷、社会保障等政策，为青年从事相关工作提供制度性保障。

4.自我治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养青年精神世界

功绩社会驱使下工具理性的日渐膨胀，不仅导致价值理性难以发挥引领青年精神世界的作用，也致使缺乏价值引领的工具理性畸形化发展。青年对社会发展无法满足自身需要产生怀疑之时，“由于‘存在’的匮乏，引发了紧张情绪和烦躁不安”[17]。因此，用兼具真善美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养青年精神世界以实现自身治愈，可谓意义重大。

(1)求“真”: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真理性厚植青年奋斗基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本质属性、立足中国具体国情、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伦理智慧、吸收古今中外文明理念的基础上形成的。作为经过实践反复证明的“改造世界”的科学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结合，是凝集力量、汇聚精神、接续奋斗、激励人心的重要法宝。首先，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目标，唤起青年的报国志。强国梦的价值目标从不同方面详尽地勾勒了国家发展的宏伟蓝图，为青年勇于奋斗、不懈奋斗、接续奋斗指明了方向。其次，以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准则，激发青年奋发情。爱国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让青年认识到国家的前途命运与个人的理想追求息息相关，自觉将个人的“青春梦”与国家的“中国梦”相结合。除此之外，以“敬业”矫正“得过且过、无欲无求”的佛系态度;以“诚信”化解“有用至上、效用第一”的价值危机;以“友善”营造“我助人人、人人助我”的良好氛围。在爱国情怀、敬业基石、诚信金律、友善纽带的共同感召下，以目标激发青年奋斗之情，以行动纾解青年奋斗焦虑。

(2)向“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性增强青年担当意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性，更加注重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的利益诉求同向同行，体现了个人的使命担当与国家的发展进步的高度统一，反映了全体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追求。纵观百年党史，无数仁人志士为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前仆后继、挥洒热血，积极主动地承担起自身的使命与责任，绘就了一幅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的生动画卷。可以说，今天伟大成就的取得，离不开一代一代青年的劳动与奉献，离不开一代一代青年对国家使命的勇于担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含的巨大价值力量，感召着新时代青年在追梦和圆梦的生动实践中“敢于担当”;凝聚着新时代青年在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伟大实践中“甘于担当”;激励着新时代青年在练就自身本领的过程中“善于担当”。以“敢于担当”“甘于担当”“善于担当”提升青年人生格局、磨砺青年精神意志、化解青年精神危机、解决青年精神内耗。

(3)追“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审美性夯实青年实践之基。如前所述，青年的审美意识不可避免地被夹杂着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潮所操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审美功能，主要在于讲清楚“真”“善”“美”的价值理想、价值观念和价值准则，帮助青年认清“假”“恶”“丑”的真实面目，进而免于被其奴役和驱使。青年审美意识的塑造与升华不仅仅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还是规范自身行为的实践问题。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理想和奋斗目标的实践性阐释，切实解决青年精神内耗中“想得太多，做得太少”的思想困扰，发挥理想助推实践的重大效用。可以说，今天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共产党人带领全体人民依靠辛勤劳动和创造性劳动换来的。当代青年定要在认识到自身使命的基础上，以劳动解除思想包袱，以真抓实干的实践品格积极投身于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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