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时代都有独当一面的仁人志士，每一个国家也都有力挽狂澜的猛人悍将。
举凡英才，不失时势造就，却也需多方加持，或天赋异禀！或个人奋勇！或时来运转！它们组合的方式不一而足。
然而，对于一个平凡如斯的普通人，面对那些“不可抗力”时，可享受不了此种华丽的组合。我们最初能享有的或许只是一个羞于启齿的梦想和一腔孤勇！
由此我们不禁想问：有没有一种可能，只用普通人的条件创造出不普通的成绩？甚至，去改变世界！
一、平凡大众的英雄肖像
美国历史学家亨利·斯蒂尔·康马杰在《富兰克林自传》的序言里说：“美国人渴望英雄，却又对英雄满心狐疑。”
没错，英雄几乎都已高高在上，享有难以估量的天赋加成，神秘色彩浓厚，岂是普通人可以攀附！
接着他又说：“人们景仰华盛顿，敬佩杰斐逊，崇敬林肯，但是对富兰克林，却以本色去观察他，把他看成是自己阵营中的一员。”
至此，美国人民发现，亲和又积极的富兰克林，才是与“美国精神”最契合的人形肖像。
他以平凡且朴实的前半生给每一个普通的美国人带去了希望，又以光芒耀眼的后半生让他们看到了改变和成就的力量！
回看国内，具备此等平凡人模样的猛人似乎不多！然备受尊崇者，首推“蠢人”曾国藩！
他自言中人之资，却扶晚清大厦之将倾，又被当今追认为“成功学”的代言人，普通人争相学习。
就连天才少年出生的梁启超也视其为晚清“伯夷”，苦心编撰《曾文正公嘉言钞》，以勉励后人。
一个是美国平凡之人的精神领袖，一个是中国普罗大众的奋进榜样，他们各执一套经世治学、躬身猛进的方法论，成惊天动地之举！
但是，此中珍宝是否各有所长？该如何取舍？至此，成为最关键的问题！
二、于平凡中更有不凡
马云曾在《赢在中国》中说过这么一句话：成功大多相似，失败各有不同。比较曾、富二人，他们身上也有着很多相似点，这其中包括出生、习性、意志和爱好等等。
一般出生
富兰克林自言出生于贫寒卑微的家庭，家中子女17人，但也能在8岁时进入学校读书，后只因父亲觉得在学校读书不甚有用，遂转学写作和算术。
无奈此后除了练就一手好字外，算术毫无进步，于10岁回家协助父亲经营生意。虽然果如其所言不及小康，却也不是吃不上饭的贫寒。
曾国藩生于嘉庆年间的湖南湘乡县一深山沟里，群山环抱，家里拥地一百亩（人均十二亩，当时全国人均约两三亩）。
历史学者张宏杰称其为“小地主”，因为这个地主也仅仅只够全家人吃饱糙米饭。
父亲曾麟书亲自教授他读书，倒也省了私塾花费，可曾国藩却在考试的路上屡屡受阻，连续六次屡考不中，及至他第二年进京赶考，家里就供不起路费了。
“称贷于族戚家中，携钱三十二缗以行。抵都中，余三缗。时公车寒苦者，无以逾公矣！”
如上所述，只好借钱上路，当时考试的人里，没有比他更穷的了，可见其“小地主”的地位不过尔尔。
不似神话，曾、富二人均以极其普通的出生打开了人生的局面，好似在座（看）的每一位普通人，这也是他们能勉励芸芸众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说来也妙，正是这样的出生给了他们向上的力量，富兰克林每每回忆至此，总是坦言如果人生重来一次，他依然愿意这样原原本本地生活。
曾国藩则几乎一生都在践行“寒士人生”的价值理念，在京城为官之际，最贵重的物品就是他的衣服，虽然此时也确实没钱。
但后来带兵打仗以及此后转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时，本可以大捞特捞的他，依然素衣淡食，家中佣人能少则少。
及至他教育子女，也总是说：“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几可以成大器。”（按：庶几的意思是“或许可以”）
巧为同好
无独有偶，这两位非但出生境遇大抵相似，爱好也出奇的一致，均视读书为此生所好。
这里的读书当然不是学作八股文式的应试读书，虽然曾国藩在这条路上倾注了太多的心力，但比起博古通今、开阔眼界的读书，实在是不值一提。
而曾、富二人的读书皆从爱书开始！正所谓不爱书，也很难做到爱读书。
曾国藩的爱书无疑是与金钱挂钩的，谁让他穷呢！
道光十六年，曾国藩于京会考落第，南返归家时身上没钱了，只好转向江苏睢宁知县易作梅（湖南老乡）借出一百两。
可这一百两白银刚到南京便遭遇考验：一家书肆里精刻的《二十三史》让曾国藩爱不忍释（没写错哈，是因为缺了《明史》）。
一探价格居然刚好百两白银，买了它就没钱回家了。左右纠结之后，心一沉却拿下了！恰巧此时身上的冬衣赶上天气转暖，于是卖了衣服这才有钱回家。
也许你还不清楚这一百两究竟是多少钱！这么说吧，这笔钱相当于曾国藩一家近八年的积蓄。如果对照古今购买力折算，约为人民币两万元。
爱书至此，实在让人惊叹！
富兰克林倒不至于如此大手笔，因为他的父亲有一个小图书馆，里面多为宗教图书，可以供他“解馋“，却又不能满足其丰盛的求知欲，因而只好掏空他小小的钱袋子。
这些钱都是他的零花钱，全用来买书也不过寥寥。
所以，钱不够了就把之前的存书卖出，换购新书。后来的日子里，他又借由书店学徒和收藏家得以一饱眼福。
即便如此，每当回忆这段时光他也都不乏懊悔之心，认为在求知欲最旺盛的时段没能读到适合自己的好书。
其实这样的感叹，更多的是对彼时图书稀缺的惋惜。
所以不管是曾国藩还是富兰克林，他们都经历了图书稀缺的年代，而当下的我们却身处信息泛滥的时代。
根据《2020年图书市场报告》统计所知，该年度光出版新书就达17万种！相比于他们的求书若渴，我们无疑更需专注于筛书、选书，当然，这是一题外话。
求知若渴
爱书之人，大多爱读书。曾国藩对此近乎偏执，富兰克林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曾国藩早年虽然工作繁忙，但规定自己每天读史书十页。后来因为劳累过度，有了眼疾，却仍不忘每日用功，眼睛实在不行了，就默背一段古文。
到六十虚岁时，一眼竟然失明了。
带兵打仗时他也几乎日日不辍，梁启超盛赞曾国藩时就曾说过：
“曾文正在军中，每日必读书数页，填日记数条，习字一篇，围棋一局······终身以为常。”
晚年，曾国藩身体每况愈下，已经出现中风前兆，却仍然孜孜不倦地读书。
某天突发“小中风”后，他竟相继读了《通鉴》二百二十卷、《宋元学案》吕东莱一卷、《孟子》“定于”一章、《吕氏学案》。
富兰克林的偏执没有曾国藩这么悲壮，却足够疯狂。
他早年先是借助书店学徒每晚搞来书籍，因为不能让别人发现，所以必须第二天一早就还回去。为此他每每挑灯夜战，不知疲倦。
后来因为喜欢读书，提出将朋友们的书聚集在一起，共同阅读，这也直接促成了他着手费城会员制图书馆的创立，并引来其他地区效仿。
富兰克林不似曾国藩，并未受过“正规”的教育。所以，为了弥补他在知识上的不足，他每天都需要花费一、两个小时来读书。
富兰克林更因为读书，在自然科学领域名声大噪。
他写的论文得到一众学院派的赞赏，为了做实验，他不顾危险用风筝在天空引雷电，疯狂至此，确非一般人所能。
执笔如刀
曾、富二人既受益于读书，其用笔的能力自然也是非同一般。
富兰克林坦言，练习写作于他一生产生了极大的帮助。
每每推进一项事业，他总是毫无例外地先从写一本小册子开始，而这本小册对众人的影响力全仰赖他的写作功力。
注：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在其1835年出版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提到：“在美国，各党派之间不是通过写书来反驳对方的观点，而是通过散发小册子，这些小册子以惊人的速度在一天之内迅速传播，而后消失。”
从建立“民众自愿协会”到推销“开式炉”，再到兴办学校、医院，无一不是如此。
追溯他早年的经历，我们可得以一窥这写作密法。姑且称之为“模仿大法”吧。该法分为四步：
第一步，选择优秀的文章，归纳其中每段所表述的要旨；
第二步，把它搁置几天；
第三步，不看原文，用自己觉得合适的词句重新组合，尽量按照原文内容重新写出一篇；
第四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对照原文，找出其中的不足，加以修改。
也许这方法说来十分简单，但却非常奏效，这个过程可以检验词汇量的多寡和用词的准确性，同时还可以提升归纳和提炼概念的核心能力。
当然，以上的练习暂且可以使表达准确优美，却仍不足以强化说服力。直到富兰克林遇见《回忆苏格拉底》一书。
这是苏格拉底的学生色诺芬为苏格拉底写的一本纪实传记，里面不乏论辩法的案例。而在富兰克林看来最重要的一条，则是以“一副谦卑的探询和质疑的口吻”展开论说。
后来，富兰克林把这一方法逐渐演变为“保持阐述观点时的留有余地”，即把“肯定的”、“无疑的”换成对某事的“设想”和“理解”，再由几句展开：
即出于某种原因，我认为应当如何；我对于它的理解是如何的；或者没有搞错的话应该是这个样子。
从话语追及态度，显然是谦逊礼让的。
如果说富兰克林的写作能力让他一生坐上了火箭，直冲云霄，那曾国藩的写作能力于他一生则是建起了壁垒，每每遇事皆四两拨千斤、化险为夷。
曾国藩自己读书作文的方法鲜有记载，倒是练写挽联的趣事惹人发笑（不过这里暂时按下不表）。
翻看他进京做官后的书信日记等，可以发现他对弟弟们的作文能力极其费心，每每提点均循循善诱。其中以对曾国荃的辅导最为细致。
拿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举例，他给曾国荃出题“予助苗长矣”，待曾国荃交卷，他先修改一遍，再逐一讲解。到此皆是一般老师的做法。
接下来就很关键了，他找来前人方朴山、王如知的同款题目文章，讲给曾国荃听，让其知道自己跟优秀的人的差距在哪里。
再遍访当时的名师，递上弟弟的文章，请其为弟弟作更为细致的指导。
但是曾国荃并没有太争气，总是被曾国藩批为“读书作文全不用心，凡事无恒，屡责不改。”因而曾国荃后来仅仅考取了优贡生，离举人仍有距离。
遍观曾国藩的这一作文练习方法，其实与富兰克林的四步模仿法大致相同，均由自己先动手操作，再对比优秀的作品进行改进，最终使写作能力得到进化。
但在中国的封建官场，仅仅能写八股文还不足以立身。真正起关键作用的得是写奏折，相当于现在的工作报告。
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它已经不是简单的写作能力了，还综合了情商、谋篇布局、预判等等的核心能力。
胡林翼说：“天下奏牍，仅三把好手，而均在洞庭以南。”洞庭以南自然就是湖南，三把好手，不外乎曾国藩、左宗棠和胡林翼自己，可见曾国藩的奏折功夫之深。
同样的，曾国荃的奏文也是曾国藩指导教授的。教授的原文太长，就不在这里引述了，只说奏折的拟写原则：
第一，首次上奏一定要沉着稳重，给中枢留一个好印象。
第二、有所陈则多奏，无所陈则少奏。
第三，每奏皆说重点，言辞精简，其余一概不提，尤其不能僭越。
之后，他又教给弟弟奏折拟写的练习方法，材料选取从优秀的如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等人，以及次之的如官文、骆秉章等人。
就连咨送的折稿也不能放过，皆如批改学生文章一样，用红笔圈点批抹，每一个奏折看两遍，“一次看其办事之主意、大局之结构，一次看其造句下字之稳否”。
与写文章一样，曾国荃仍然没有虚心领受，以致让自己的莽撞迁怒多人。
但反观曾国藩的上奏，从与左宗棠的笔仗，以及与李鸿章的打配和，还有与中枢的打太极，均表现不俗，简直可以视为范本。
如若我们普通人，习得曾、富二人挑笔上马的能力，无疑能够为理想增添更多的确定性。
克己修身
如前，我们已点明曾、富二人的一般出生和相对平庸的资质，恰如一个平凡家庭的平凡之辈，仿佛我们也能踩着他俩的脚印前行。
可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有50份的力大概只能用出20份，他们有50份的力起码用出100份！缘何？皆在“克己修身”这四个字上。
一个普通人的脱胎换骨显然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发下改陋习的宏愿只是第一步，持续耗费心力的却是与自己的内在缠斗。
所以富兰克林的改变是缓缓成型的，但曾国藩的改变似乎是一蹴而就的，为何！
首先，富兰克林的勤奋是小时候父亲为他种下的种子，他的父亲经常跟他们说一句门罗的格言：
“但凡一个人能埋头苦干、勤恳于实际的事物，那他本当与国王并列，而非与小人为伍。”
富兰克林自此意识到：勤奋才是发财致富和出人头地的手段。而如何执行这个手段又至关重要，所以富兰克林成年后开始了一项大胆且艰巨的计划：让道德至臻至美。
为了这个计划，富兰克林数次迭代他们的“行为规范”，最终成型了13条人生信条：
1.节制：食不可过饱，饮不可过量。
2.缄默：避免无谓闲扯，言谈必须对人有益。
3.秩序：生活物品要放置有序，工作时间要合理安排。
4.决心：要做的事就下定决心去做，决心做的事一定按时完成。
5.节俭：把钱用在对人对己有益的事情上，杜绝浪费。
6.勤勉：珍惜每一刻时间，去除一切不别要之举，勤勉做一切有益之事。
7.真诚：不损害他人，不使用欺骗手段。考虑事情要公正合理，说话要有真凭实据。
8.正义：不损人利己，应尽的义务要履行。
9.中庸：避免极端，克制一切报复心理。
10.清洁：身体、衣着和居所要力求清爽整洁。
11.平静：剔除不别要的烦恼，也就是那些繁琐的、常见的和不可避免的不顺利的事情。
12.贞节：少行房事，不使身体虚弱，生活贫乏，以利于身体健康和养育后代；不可损害自己和他人的声誉或者安宁。
13.谦逊：以耶稣和苏格拉底为榜样。
并配有一张执行表格，每天对照检查自己的行为，如有违反则在相应的格子里打上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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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富兰克林还将每一个美德均以一个星期为周期进行专项修正，这样13周就可以走完一圈。
后来干脆把每一个美德的修正周期扩展为一年，以致13年才走完一圈。
可惜后面因富兰克林奔波于国内国外兼顾生意和政务而中断，据他所说，也是执行到最后才不得不停止的，但执行的册子一直带在身边。
借以当下的眼光观之，可以发现这种方法是非常科学的，更利于习惯的养成。
虽然没有一直坚持下去，但富兰克林坦言，他从中感受到了快乐，比起那些没有这样做的人，他要好过他们一些（此时的富兰克林已经具备谦逊的美德了，这里不免自谦一下）！
相比于富兰克林，曾国藩可谓不折不扣的猛人。道光二十二年十月起，曾国藩开始效仿大学士倭仁，学做圣人。当月给弟弟们的家书中说：
“余于十月初一日起，亦照艮峰（倭仁字）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亦写楷书······余向来有无恒之弊，自此写日课本子起，可保终身有恒矣，盖明师益友，重重夹持，能进不能退也。”
盖天下之法，大抵相同，你看，倭仁的日课显然跟富兰克林的人生信条执行方式一致，均以表格的形式记录改进。
但为什么要说曾国藩猛呢，因为自曾开始日课以后，每天的工作量陡然大增，结果次年正月初十就受不了了，如其日记所言：“早起吐血数口”。
真可谓惨啊，然，他也只是担心了一段时间，其后的日子依然把时间安排的满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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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日课内容更符合一个中国读书人的追求，以静坐、早起、读书、读史、谨言、养气六项勉之，除此之外，还戒之在色，兼破除旧习。
不管是多看美女一眼，还是多动一份色心，写日记时他都要骂自己“真禽兽也”。对于自家夫人，那事也是能少则少。
而破除旧习上，最为曾国藩津津乐道的还是戒烟一项，起初他说“乃以初戒吃烟，如失乳彷徨”，后来却拿这件事来教育弟弟：“无事不可变”！
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除了戒烟很顺利，其他均以戒之、失败、再戒，两相反复。但曾国藩贵在“有恒”：
“虽极忙，亦须了本日功课，不以昨日耽搁而今日补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预做。”
那一蹴而就从何说起的呢？
那是咸丰八年，居家守制近两年的曾国藩重新被文宗启用，忽然“大悔大悟”，后来他回忆当初时说：
“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自今九载，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
而这一切的发生均仰赖同僚的排挤、文宗的轻视、左宗棠的臭骂，还有他自己的抑郁愤懑，是日课缓缓作用加上环境的瞬时刺激所引发的。
但这个过程曾国藩自己走出来也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
此后的日子里，他变得谦逊、周到、有谋、恩施、宽严相济，对自己的要求则一以贯之，几乎未曾停过（除了带兵期间一些特殊时期有过短暂休整）。
夹持纠错
再圣德完满的人也总有犯错的时候，不同之处就在于“知错就改”！这同样是一件说来简单，做起来尤其困难的事情。
有研究指出，当一个人受到来自他人的批评和责难时，第一反应是抵抗和难受，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有问题的人。
但从曾、富二人的资料翻看，他们显然都已跨过了这一凡人之壑，并对自己平生所犯大错一一罗陈。
富兰克林说自己一生所犯大错大致4项：跟哥哥的冲突、向朋友借出非自己的钱财、轻信总督威廉爵士、负了里德小姐。
曾国藩则更为细致，首先是对两个弟弟的过世抱憾终生：李续宾、曾国华带兵冒进，在九江被太平军围杀，曾国葆困守雨花台，操劳过度遂生大病，英年早逝。
这些错也加深了他对曾国荃的关照！
然后是在京为官期间与人的两次打架。他在日记中反省道：
“此事余三大过：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此时一语不合，忿恨无礼，二也；龃龉之后，人反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
随后即遵儒家“改过要勇，更要速”的理念，立马上门道歉！
对于自己最爱犯的三大恶习：“言不由衷”、“虚伪”、“浮夸”，每每高度警戒，常常痛责，绝不轻易放过。
曾国藩在给儿子的教育中，还常常提到平身三大耻：不通天文算学，一耻也，做事有始无终，二耻也，作字太钝，废阁殊多，三耻也。
也许是曾国藩的唠叨太盛，他的大儿子曾纪泽“真草篆隶无一不工”，三十岁自学英语，此后学贯中西，更与沙俄在谈判中固守新疆。
小儿子曾纪鸿则成为了晚清颇有份量的数学家，并通天文、地理、舆图诸学。
曾国藩对一生过错的追认，不但勉励了自己，竟也让后代受益无穷。
当然这件事情还没有结束，因为除了认错颇难之外，发现错误亦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很多人郁郁终身，不得法门，大抵与其无法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有着莫大的关系。
曾、富二人在这一点上依然保持着相同的频率。富兰克林的谦逊不止在他的人生信条成型时才有，早期已经表现出极大的倾向。
在一次乘船前往纽约的途中，年富力强，精力过剩的富兰克林，受到一位妇女的蛊惑以及一位年轻女人的挑逗诱惑，竟不能自已。
幸得一位妇人相劝：远离“这两位无缘无故对你好的人”！富兰克林觉得妇人说得很有道理，便听从了劝告。后来也证实两位女人确非良人。
富兰克林好结交，这是贯穿他一生的爱好。但凡结交皆是好学求进之人，所以也就促成了他对自己某些不足的体认。
从早期的互相品读诗歌，批评指正，到后来的献言献策，富兰克林在他的朋友中受益匪浅。
曾国藩的这一行为却本非出自爱好，而是求上进的表现。
早在进京初期，他还住在城外，后来朋友吴廷栋相邀，居然果断搬到了需要昂贵租金的城里（彼时他正为钱发愁）：
“盖城内境海（唐鉴）先生可以师事，倭艮峰（倭仁）先生、窦兰泉（窦垿）可以友事。师友夹持，虽懦夫亦有立志。”
不仅如此，为了能够夹持得更甚，曾还将日记送给朋友点评，倭仁等相继给过鼓励、劝谏之言：“专心一意，钻进里面，安身立命，务要另换一个人出来，方是功夫进步。”
曾国藩虽悚然汗出，却也感叹：“安得此药石之言！”
躬身入圈
如今的美国每每文化输出，皆推崇个人英雄主义，但身处美国前身的富兰克林却早早就能看到圈子的重要性。
正如之前提到的富兰克林交友均为好学求进之士一样，组建“讲读社”的目的也是出于将众多富于才干的朋友召集起来一起进步的缘故。
不仅如此，社规还要求大家每三个月写一篇论文，当众朗读，以供大家讨论。
起先，这个“讲读社”为富兰克林带来了众多的生意，更为他商业版图的扩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推动力。
后来，这一社团竟成为了当时宾夕法尼亚最有声誉的哲学和政治学学派。
有段时间，越来越多的朋友希望加入“讲读社”。
富兰克林提出开办分会，自此形成了具有“一核多团”特色的民间群体，成为了一个独特的圈子。
这个圈子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一方面能继续为富兰克林提供可观的生意，另一方也能帮助他的观点、主张向外传播扩散，从而形成更强的社会影响力。
这个影响力也是他后来参政议政的选举基础。
曾国藩攒成的最具影响力的圈子无疑是湘军集团，这里面包括胡林翼、左宗棠、曾国荃、沈葆桢、郭嵩焘、刘蓉等等湖南籍官员（也包括非湖南籍的李鸿章）。
但由于国内官僚系统的复杂性和各部利益的冲突，后期左宗棠和沈葆桢相继倒戈，郭嵩焘和刘蓉等则相继被罢免，曾国荃隐退。
只有李鸿章才堪大用，又圆滑兼顾，依然留在这个圈子里为老师献计出力。
这个圈子的出现，既缓解了曾国藩筹饷的压力，又为他拿下太平天国增添了实力。
虽然如上所说，也有波折，但其重要性无可置辩。
最终，曾国藩弟子、门生，尽占一半朝中高官。
不过除此之外，难道曾国藩就没有被别的圈子接纳过吗？这个事情大概只可猜测，难以确切证实，但应该八九不离十！
曾国藩在京为官是道光年间，彼时军机大臣穆彰阿被视为天下第一权臣，门生遍布朝野。
曾国藩恰在此时，连升五级，位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正二品），尤为值得玩味。
另，王闿运晚年提到：“曾侯始起于穆鹤舫”（按：鹤舫为穆彰阿的号）。
同时，曾国藩于同治七年回京，专程看望过穆家后人，发出“不胜感衰今昔之感”，这些放在一起看，难说不是穆彰阿的门生。
三、具是凡人，行卧起坐却有不同
就像双胞胎也不能思想一致一样，曾国藩和富兰克林即使初始境况和终身成就大抵相当，本质上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富兰克林生活在美国独立前后的18世纪，而曾国藩则生活在19世纪的晚清乱局之中。
一个欲立，一个欲破。
取巧与守拙
富兰克林好奇心强，善于取巧。曾国藩则有意压制自己的好奇心，坚持守拙。因为曾国藩始终认为：“唯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唯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
关于富兰克林比较有名的取巧的例子便是以借书为名化敌为友。
1737年，当富兰克林再次被提任秘书时，遭到了一个新议员的反对。
这位议员在富兰克林看来，才华横溢、家境富足，将来必有一番成就，所以他并不想与这位议员交恶。
几经思虑之后，他终于想出了借书这一方法。借的也不是普通的书，而是一本稀有的珍本。
据说这一灵感来自于一古老的格言：如果一个人对你行了一次善，他将会比受你施舍的人更愿意接纳你。
这确实是一个事半功倍，甚至是四两拨千斤的方法。
但换成曾国藩，断不会有这样的行为，即使他也能想到这样的方法。
左宗棠几乎一生都在让曾国藩难堪，从曾自杀未遂而被左宗棠骂为“猪子”，到因为受到排挤借丁忧偷偷溜回家再被左宗棠骂的狗血喷头，甚至是后期的两人交恶。
曾国藩总以“生气”和“诚心”这两样交替相待于左宗棠，从未有过取巧谄媚的做法。
两项比较，可以发现富兰克林的方法是比较科学的，而曾国藩的行为则是比较的“老实巴交”的。
更符合儒家的“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
曾国藩的这一“拙诚”不仅体现在交友上，读书、练兵无不如此。
“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都是徇外为人。”
这方法科学吗？显然差点意思！不然现今的学校课程设置，每一科都得完全学完才可学其他的课程。
连续高强度的单一信息输入，不但影响兴趣，甚至还影响记忆吸收。
但也正是这样的拙，让曾国藩在京为官期间，“十年七迁，傲视群曹”。（即使有受人提点，如此的努力也不可轻视）
新办湘军时，他“选士人，领山农”，湘军一百七十九名将领中，约百分之五十八皆为秀才或举人（这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
兵丁则基本是“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气者”。“结硬寨，打呆仗”，更是“自固为本”的最佳体现。
“以昼四十六刻率之，行十六刻而三十里，其十六刻以筑营垒，余十二刻而后昏暮，则神暇形壮，可以待敌。”
基本就是四小时行军，四小时扎营，每天行军仅三十里，扎营则坚持挖深壕、垒高墙。
壕深三米以上，墙高两米以上，并且这一防御工事不做完不许休息。这才有了稳扎稳打，且战且胜的湘军威名。
幼小与老大
曾、富二人的家庭排位也是不同的。
曾国藩在家中的儿子里排大，中举之后，他更是担负起了“老爹“的角色，对四个弟弟行文做事，耳提面命又循循善诱，可惜效果却不怎么好。
大多时候不是直接顶撞，就是不予理睬。直至弟弟们各自拖家带口，饱经世事，才明白过来做大哥的是多么良苦用心。
“昔我乘气，自谓无前，兄裁以义，翻不谓然。一再试世，重踣而颠。弟以刚直，兄以曲全，迄我知德，兄没九泉。”
这是曾国荃回忆曾国藩的一段祭文，最后一句“如今我能领会你的高明之处和关爱之心，您却已经没入九泉”，一语道出悔悟之心！
所以，围绕曾国藩一生的都是家庭和国家的双向平衡，一面以精忠报国，一面以不至家族没落，拳拳之心皆为身外。
富兰克林作为家中最小的儿子，不但不需要为家族费心，还能受到来自哥哥们的关爱。
但由于富兰克林兴趣广泛，并不愿有所束缚，这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他的“牢笼”。
富兰克林的哥哥小气又充满了控制欲，他在做哥哥的学徒时，颇受限制，经常吵架。
但不得不说，也正是得益于哥哥詹姆士的印刷厂，让富兰克林开始接触印刷业，并继而踏上了以印刷为初始技能打开人生局面的光明之路。
根据《美国人：殖民地历程》一书中披露，1730年之前，只有7种报纸定期在4个殖民地出版。
其中1719年问世的《波士顿公报》和1721年问世的《新英格兰新闻报》，皆出自富兰克林的哥哥詹姆士之手。
毫不夸张地说，富兰克林的成功一方面得益于他在文章上下的海量功夫，另一方面则完全仰赖于其身处印刷业从而能借由文章来大展身手的这一先天优势。
注：同上《论美国的民主》一书指出“枪炮的发明使奴隶和贵族得以在战场上平等对峙；印刷术为各阶层的人们打开了同样的信息之门，邮差把知识一视同仁地送到了茅屋和宫殿前。”
商人与官宦
毫无疑问，曾国藩是一个纯纯的为官者、读书人，但富兰克林却是一个以商人内核参与政事的半政半商人员。
往大了说，这也是彼时中国和美国最本质的不同，哪怕就是当下，商人也很难在我国爬上政体高位。
而美国最典型的例子，川普，一个商业大佬，却一跃而成为了“一国之主”。
这深刻地影响了曾、富二人对于人生的体认和对事业的押宝。富兰克林无疑是更容易看到利益的，而曾国藩却几乎不把利益放在眼里。
历史学者张宏杰为曾国藩算经济帐时认为，曾国藩在京为翰林，在外为湘军统帅，在南京为两江总督，以及后来的直隶总督，这四处中最起码后三处能大捞特捞。
然而，统兵十年多年，曾国藩老家只留有一座小院和五十五亩地。在任两江总督期间，就连几乎约定俗成的“陋规”，在他自己那部分也是能推则推。
按照张宏杰的计算，曾国藩历任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共计十二年，应该余有一百八十万两白银，但实际却是一万八千两白银。
别看这一万多两貌似挺多，实际连支撑他身后“风光大葬”都有困难，据说按一品大员、中兴名臣的规格办，得一万两打底。
那说这些的意义在哪里呢？因为这些反应了曾国藩的儒学底色，同时指导着他的行事原则。
如“天津教案”中，他宁可不顾身后名也要尽量保护当时摇摇欲坠的晚清政体。
正是这样的为官之心，让他身后被追赠“太傅”， 谥号“文正”。这个谥号，清统治276年间，只有8人，其中以功劳著世者只有三人，曾国藩是最后一人。
富兰克林一生也成就颇丰，不少都是利“州”利民的公益事业，包括学校、医院这类。说来也巧，曾国藩晚年也推动了晚清新式学堂和出国留学等洋务运动。
富兰克林相比于曾国藩的儒学底色，更多的是商人思维和宗教信仰。早在办“讲读社”时，富兰克林那种亦商亦宗的底色就充斥其间。
他一方面为自己的生意谋发展，另一方又为自己的政事增添影响力，同时又不乏热心公益事业的赤诚之心。
但富兰克林的成就一点不比曾国藩小，从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到参与起草《独立宣言》，再到出使巴黎，赢得法国的援助。
富兰克林用一种曾国藩不会用，用不好的方法完成了诸多伟大的事业。
曾、富二人本质上的不同，是两个世界所承认的晋级方法论的不同，因而，身处什么样的环境，选用什么样的方法论也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强人与病人
曾国藩活了六十二年，富兰克林活了八十四年。
曾国藩一生都在带病打拼，顽固性失眠、皮肤病、眼疾、眩晕，五十岁的人感叹如七十岁的身体等等不胜枚举。
富兰克林则是到了晚年身体才每况愈下，痛风合并肾结石使他不再健康，但也算不得什么大病，毕竟现在的年轻人也得！
曾国藩的身体底子本就不好，每每用起来却一点也不知道怜惜，虽然节欲、早起、少食、多走，却并没有能顶住时事维艰带给他的压力，身死任上。
富兰克林的身体底子还算不错，同时又略会保养，晚年也因病引退，这才有了勉强可看的结局。
至此，富兰克林让我们明白，拥有一个强壮的身体对一生的事业是多么至关重要。
而曾国藩也让我们明白，即使身体拉垮，只要意志足坚，想要做成一翻事业，也不无实现的可能。
两位仙去已逾百年，留下的文字也足供后辈随意查看一生。然而，真正学会的又有多少！全然不得要领！
VIA：
《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1-3册：张宏杰著；
《战天京》：谭伯牛著；
《曾文正公嘉言钞》：曾国藩著，梁启超辑；
《曾国藩家书》：曾国藩著，赵焕祯校注；
《富兰克林自传》：[美]本杰明·富兰克林著；
《娱乐致死》：[美]尼尔·波滋曼著；
卡夫卡是一只猫·偶尔抽风，专注成长，先让自己成茁壮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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