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鱼哥
编辑|比奇堡
随着地方综合实力的提升,科技的进步,公共医疗事业也得到了飞速发展,老年人的预期寿命不断升高,老年人口数量逐年增加,我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
伴随着社会老龄化趋势的日益加剧,如何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提高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感,促进老龄化社会的健康发展,已经成为全社会,乃至全世界将要共同面临的问题。
如今空巢现象也越来越严重,退休老人面临一定的精神压力和经济困难。在老年人生活质量下降的同时,精神疾病的风险系数也会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做好老年人抑郁症状的服务工作至关新的。
当个体进入老年阶段后,认知功能和身体机能均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功能性障碍和衰退。
而躯体和认知的老化,会给老年人带来诸多问题,如产生认知障碍、沟通障碍、心理障碍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老年人正常生活。
其中语言交际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也是我们新的的社会交往工具,在步入老年期后,老年人由于生理、心理以及社会角色的改变。
会导致老年人的听力、语音、语言和对话等方面的言语交际能力下降,所以语言交际能力的变化会严重影响到老年人的身心健康。
语言交际能力的下降,不仅会直接影响老年人的抑郁症状水平,而且会通过减少老年人社会联系、社会参与、社会交往,间接影响老年人的孤独感和抑郁症状水平。
因此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和沟通问题,影响着一个家庭的和睦以及整个社会和地方的稳定,所以研究老年人沟通障碍、身心健康等问题是至关新的的。
社会老龄化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如何更好地保护老年人身心健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因此对老年人沟通障碍进行研究是极为新的的。
研究通过问卷的方式,对老年人沟通障碍的现状进行了实证调查,并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阐明沟通能力、社会交往、孤独感等变量对老年人抑郁症状水平的影响。
最终的研究结果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老年人沟通交际能力的具体情况以及其影响抑郁症状的路径。
进而掌握缓解老年人抑郁症状的方法,也为延缓老年人沟通能力老化提供一些的理论帮助。
一、理论基础
沟通对抑郁症状影响的相关理论
压力和应对理论
压力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可以应用到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中。
Yancura指出压力可以对身体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研究生理压力是研究躯体健康的有效方法。
另外,健康问题可以被视为心理压力的根源,是众多压力源之一。那么沟通障碍的状况可能被个体视为潜在的压力源。
压力源来自个体的内部或外部环境,它们会破新个人的平衡,并要求个人做出努力以维持身心健康。
应对是指人们面对压力源做出的认知,行为和情感的改变,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压力源造成的影响并优化身心健康。应对策略分为回避策略和以问题为中心的策略。
采用回避策略的个体通常会导致健康状况的恶化,而那些采用以问题为中心策略的个体往往会更健康,具有更好的症状管理和疾病控制能力。
应对不是在单个时间点的反应,而是一个动态过程,其中随着时间的流逝可能会发生多个反应。
此外,应对方式并不是人格的静态组成部分,个体会根据情境和压力源的不同而运用不同的应对方式,因此不同的情境中相同的应对方式可能被视为适应性的或适应不良的。
尽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应对与衰老和健康的研究有关,但仍存在许多矛盾。
这些矛盾表明,应对的研究很复杂,根据应对的概念和评估方式不同,其研究结果也可能会存在很大差异。
此外,关于如何概念化和如何衡量应对方式,学者们却没有达成共识。
迄今为止,有研究已经检验了应对方式在沟通障碍患者康复过程中的作用。多项对喉病患者的研究发现,沟通、应对方式、自尊和幸福感之间存在联系。
在患有听力障碍的人群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
在一项小样本干预研究中发现,通过向听觉障碍者传授应对技巧,可以带来短期收益,但目前尚缺乏大量长期样本的结果证据。
这些研究大多是相关研究,并且研究存在一定的缺陷,因此很难解释这些结果的产生是由于应对方式的差异,还是其他因素的影响。
应对方式理论的实用性在于它考虑了许多变量,这些变量在衡量治疗效果和康复效果方面很新的。
尤其是应对观点认识到,个人在应对压力源时所采取的策略具有一定的选择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自己对压力源的反应。
选择、优化、补偿理论在一个经典的例子中,钢琴演奏家Arthur被问到他如何能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继续专业表演。
他回应说演奏的音乐更少,音乐会之前练习更多,并且节奏缓慢的部分更慢的演奏,因此快速的部分看起来比实际的要快。
选择性的优化、补偿理论已被用来解释,为什么尽管生理上有较多的变化,但许多老年人在一定的活动范围内仍能维持较高水平的功能。
这个理论也有助于解释整个生命过程中资源分配的变化。
在童年时代,个人的主要重点是成长。在成年期间,随着个体年龄的增长,重点转变为维护和适应,越来越多的资源被用于调节或管理损失以维持适当的水平。
尽管该理论尚未在沟通障碍研究领域广泛使用,但目标选择和调整补偿的概念对于大多数康复模型而言都是至关新的的。
沟通障碍的影响因素
在沟通过程中,信息通过文字、肢体语言和声音进行传递。老年人因为其机体老化,沟通可能会受到影响。
在衰老过程中,健康问题,如慢性病、认知问题、记忆力减退和视觉空间能力下降都影响着老年人的沟通能力。
听力下降,说话的力量下降,说话的声音可能会颤抖,说话的流畅度和音量也会受到影响。
这些都会影响沟通,通常会降低沟通频率和沟通质量。
痴呆症是另一个减少沟通的原因,痴呆症患者的接受性和表达性语言技能都会受到影响。
另外心理和社会交往也会影响老年人的沟通,老年人通常受到退休等社会问题的影响。
他们的社交生活发生了变化,日常活动减少,人际联系也可能受到负面影响,这些均导致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下降,进而产生更为严重的沟通障碍。
导致老年人语言沟通能力下降的原因有两种:
一是衰老性减退,这是躯体正常老化带来的必然结果,其症状是轻微的,过程是缓慢的,主要表现有吐字不清、听力下降、反应迟缓等。
另一种是器质性病变,这是由于某各器官发生病变,不能发挥正常功能,比如发声器官的病变、脑部病变、神经中枢功能病变等。
二、总讨论
研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潜因素路径分析、交叉滞后数据分析等一系列方法。
对小样本数据、CHARLS2015、CHARLS2018数据进行分析,探讨沟通障碍、社会交往、孤独感、抑郁症状等变量之间存在的联系。
在文献综述部分,先前的研究表明,有沟通障碍的成年人可能面临抑郁症状状况较差的风险,孤独感和抑郁程度更高,生活满意度降低。
个人社会交往的数量和质量与整个生命过程中更好的身心健康有关。社会支持已被证明可以缓解压力与抑郁症状,降低残疾、疾病和伤亡的风险。
还有证据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沟通障碍可能会对社会支持和社交网络产生有害影响,使个体感到孤独。
这些研究的结果证明了老年人沟通障碍、社会交往、孤独感以及抑郁症状之间存在紧密联系。
老年人沟通障碍、抑郁症状的现状及影响因素
研究表明即使在没有病理变化的情况下,老年人的沟通能力也会随着时间而改变。这些变化可能会影响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活动。
研究一中,被试均为无明显躯体障碍的较为健康的老年人,将生活限制量表的得分作为协变量纳入研究中后,研究结果仍然发现年龄是沟通障碍和抑郁症状的新的预测变量。
这意味着年龄越大的老年人越会产生较为严重的沟通障碍和抑郁症状。
究其原因可能是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共同导致的,在纵向研究中,我们也发现了这样的结果,T1沟通能力显著高于T2沟通能力。
并且在进行交叉滞后分析时这些变量均存在风险累积效应,这些研究结果均表明,老年人的语言沟通能力在伴随着身体机能的下降而下降。
但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受教育水平、家庭收入以及婚姻状态不同的老年人其沟通能力是存在显著差异的。
究其原因可能是受到良好的教育有助于我们的认知储备,提高我们的工作记忆和加工速度,而这些认知能力影响了我们的语言产生。
所以受到较好的教育可以帮助个体在老年人期对抗沟通能力的老化,而家庭收入和婚姻状况通过影响老年人的物质生活条件与情感,影响老年人的沟通能力。
龙春涛研究发现较高的家庭收入意味着较高的医疗投入,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可以很好的得到保持。
郑海清研究发现较差的婚姻状况会导致轻度认知障碍与抑郁症状,而研究中婚姻状况较差的老年人其抑郁症状和沟通障碍都较为严重。
这些研究结果为老年人对抗沟通能力的老化提供了一些可能。
在研究一和研究二中我们发现,我们老年人的孤独感和抑郁症状较为严重。
但在研究一中未发现性别差异,而在研究二CHARLS数据库分析中发现女性老年人的抑郁症状显著严重于男性老年人。
两个研究存在差异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研究一样本量过少。
前人的研究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闫志民在一项元分析研究中发现,我国老年人孤独感水平随年代的变迁呈上升趋势,老年人的孤独感状况不容乐观。
并且老年人孤独感存在性别差异;不同婚姻状况老年人孤独感存在差异,与无配偶老年人相比有配偶的老年人孤独感水平较低。
艾亚婷的一项关于武汉社区老年人的调查研究中发现老年人抑郁症发病率高,并且较少就医,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
刘丹丹对我们老年人的调查研究发现,老年人抑郁症的检出率为22%,高于全球其他地方,说明我国老年人抑郁症状较为严重。
在纵向研究中,我们也发现了这样的结果,T2孤独感、抑郁症状显著高于T1孤独感、抑郁症状,存在风险累积效应。
这些研究都说明了我国老年人目前心理健康较差,对抑郁症认识不足,较少就医,深受其影响的问题。
研究还在一定程度上探索了影响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原因。
如沟通障碍、生活限制是孤独和抑郁的显著预测因子,不同受教育水平、家庭经济水平、婚姻状况的老年人,在孤独和抑郁症状上存在显著差异。
总而言之,躯体原因,心理原因,家庭经济情况,社会交往,社会保障体系等都会对老年人孤独、抑郁水平产生影响。
老年人沟通障碍显著预测孤独感、抑郁症状
研究结果,老年人沟通障碍可以显著预测其孤独感和抑郁症状,沟通障碍越严重的老年人其孤独感和抑郁症状也会越严重。
已有研究发现语音问题的严重程度与焦虑,抑郁和心理困扰有关。
Kramer等人发现,与听力正常的同龄人相比,听力受损的人抑郁症状水平越严重,自我效能感和掌控感也更低,更孤独,社交网络更小。
Ormel等人发现患有听力障碍的人常常伴随着较高水平的身体和角色残疾,以及较低水平的自我效能和社会支持。
在许多研究中,内部控制源始终与改善健康状况密切相关。
对于结果产生的原因,根据自我效能理论,老年人由于身体机能的衰退,发现自己逐步丧失了对身体机能的掌控。
如语言能力,进而产生一种无力感,丧失对生活的兴趣,并逐步降低老年人对于沟通的自我效能感。
语言沟通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与其他沟通正常的人交流时,这种无力感会导致老年人产生孤独感和抑郁症状,严重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在纵向研究时我们发现,T1孤独感、抑郁症状可以显著预测T2沟通能力。
并且T1沟通能力显著预测T2抑郁症状,T1孤独感、抑郁症状、沟通能力是T2沟通能力以及孤独症状的前因变量。
这意味着影响是持续的,并且这种情绪或者心理上的负面影响,会再次加速身体机能的老化,存在循环因果联系。
沟通障碍作为一种躯体疾病,他是长期的慢性的疾病,所以他带来的心理压力也是长期的。
孤独感、抑郁症状等心理负面压力会损伤老年人的自我效能感,从而导致老年人减少社会交流,严重影响老年人的沟通能力。
并且由于沟通障碍、社会交往、孤独感、抑郁症状在横断面存在中介联系,考虑听力障碍对社会交往和孤独感的影响可能存在跨时间的完全中介效应。
老年人孤独感对抑郁症状的显著预测
通过对前人研究的事发,我们发现孤独感和抑郁症状的联系比较复杂,两者互相影响,Devkota就认为抑郁和孤独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长期孤独会使人感到绝望,而绝望又会导致抑郁,抑郁情绪则会使灵活性进一步降低进而导致更严重的孤独感。
前人研究中提到的孤独对晚年的抑郁症状有不利影响,并可能与某些精神疾病有着双向的联系。
这个观点在纵向研究中得到了部分证明,T1孤独感、抑郁症状是T2孤独感、抑郁症状的预测变量,存在风险累积效应,并且T1孤独感是T2抑郁症状的前因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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