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亮看上去就是一个阳光帅气的大男孩,但却被评论界视为“当代最具大师潜力的年轻小说家”。

　　他的太舅公是陈独秀,祖父葛康俞是著名艺术史家,叔公则是中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除了显赫的家世背景,生于1978年的葛亮不久前刚以香港作家身份加入了中国作协,而其短篇小说《阿霞》也入围今年鲁迅文学奖评选。

　　这位出生在南京,定居香港,从台湾崭露头角的青年作者近日推出曾获“亚洲周刊2009年全球华人十大小说”奖的长篇小说《朱雀》简体中文版,昨天,葛亮又在北京与一些知名作家进行交流,于是有了这次对话。

　　换个视角审视自己

　　记者:《朱雀》是你的第一部作品?

　　葛亮:其实不是的,之前有作品收录在一个丛书中。但长篇确实是第一部。到目前为止,我个人还有出版方最重视的就是它,在内地跟读者见面的也是这部《朱雀》。

　　记者:为什么选择《朱雀》首先出简体中文版?你还有很多不错的短篇。

　　葛亮:我觉得这本书首先写的是南京,南京是我的家乡,一直是我想写的题材,而且我自己很多的创作观念,包括一些对城市、对小说创作的感受都融汇到这部长篇里面。它时间跨度很大,从民国一直到千禧,实际上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创作空间。这本书我写了五年,对我来说也是蛮大的考验。相比较而言,它是我写的最成熟的一部作品,我希望把最成熟的一面首先呈现给内地的读者。

　　记者:这部作品中融入了你的哪些创作理念?可否给我们举些例子?

　　葛亮:比如,南京是我的家城,很大层面上我担心自己会被这种情感元素所遮蔽,很多事情看不见。于是书里讲了一个游走者,他不是从一个通常的中国人自己看自己的生长环境去切入的,而是从一个外来人,一个苏格兰华裔青年的角度去看。我为什么要这么写?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应该给自己从另外一个视角去审视自己的机会。

　　记者:写作为什么花费了五年之久?

　　葛亮:因为写这个故事我需要有很长时间的沉淀,实际上这五年还不包括前期查找资料,在南京做实地访谈的时间。我始终有这样一个习惯,并不是说一定要做实证的工作,但这些东西让我心里踏实,特别是涉及到历史的时候。有趣的是,我发现我真正想得到的东西反而来自于民间,书面的东西不太能够满足得了我。

　　当然写书更多的时间并不是花在原始的资料储备上,我觉得一个作家在写这样一个格局或者这样一本书的时候,会需要有自身阅历性的东西放进去。我其实在不断地推迟我写这本书的年纪,一直到30岁完成了这本书。我不能说它完全是百分之百合适的一个写作时段,但是起码让我不会后悔仓促地在更年轻的时候完成。

　　现在市场化的东西催生了一些年轻小说家的大部头,我觉得无论作为一个作家还是作为出版方,这都是件值得自省的事。

　　先积累 后写作

　　记者:你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写作的?

　　葛亮: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直接涉及到写作跟阅读之间的关系。

　　我20多岁才开始写作,内地的作品最早发表在《收获》上。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办法写作,问题在于从小家里就培养的阅读习惯。现在看来它给我树立了太高的“门槛”,让我对文学有特别大的敬畏感。就像硬币的两面:一方面我真正去写的时候,因为敬畏而大量地阅读为我积淀了很多;另一方面,这种敬畏让我担心自己会出丑,所以很晚才做。

　　20多岁不算太晚也不会太迟,我没有在十几岁就去触碰一些我想写的东西,这些想写的题材在20岁这个年龄再去写感觉又不一样了。比如在《收获》上发的那篇小说就很有意思,当时我20出头,我写的是一个中年大学教授的故事。编辑从来没有见过我,当要编发作者简介的时候,他蛮吃惊的:“原来你只有20出头?你怎么写一个中年男人的故事?”我开玩笑说:“因为我很敬重朱天文老师,对他的定义就是他有一个老灵魂,兴许我也有吧。”

　　其实想写的东西你可以在更年轻的时候写,但是你写出来,首先在阅历方面,说得俗一点,你世界观、人生观都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或者说有很大的缺口的时候,你去写它,你必然实现得没有这么好,你在后期会有遗憾,但是又不允许你再重写了,因为始终会带入原来写的那些印象。所以我会觉得在20多岁的时候开始写作是幸运的。我当时已经在香港了。

　　记者:到了香港之后才正式开始写作?

　　葛亮:对。我当时最大的愿望是将来能够做一个比较好的文学研究者,之前那么长时间的阅读习惯会让我有很大的兴趣去探究这些作品背后的东西。后来的写作更多的是出自于偶然,但是也有好处,早期的积累,包括在研究层面上所做的事情,会让你体会到一个写作者希望去表达的一些东西,会从你早期看到的作品中去借鉴,这是潜移默化的。

　　到后来为什么会持续地写作,也很简单,因为在台湾拿了奖,拿了联合文学奖。(笑)这是一个比较有声誉的奖。

　　当然一方面是鼓励和信心的问题,另一方面有时候你会觉得有些东西、有些故事是想跟人分享的。我写《七声》非常早,但是最早只是写给我家人看的,包括其中有一篇叫做《琴瑟》,那真的就是我的外祖父母金婚时候我写的一篇纪念文章,是送给他们的。你就可想而知,预期的读者是多么少。这本书后来在台湾出版以后,有这么多的读者去肯定它,甚至有些读者直接跟我说你也同时在写我们的故事。

　　“80后”就是一个单纯的数据划分

　　记者:你对港澳台“80后”作者有什么看法?

　　葛亮:首先我要讲一点,“80后”代际概念唯独在内地如此兴盛,港台几乎不存在。由于内地的一些作家开始登陆港台,所以这个概念会有一个带动。像香港到今年为止才开始把“80后”这个代际拿出来讲,因为它作为一个标签,港台的评论界觉得是没有意义的,他会想为什么你们不以改革开放为界?

　　80后这个概念也就是一个单纯的数据划分,意义何在呢?包括内地一些同辈作家,他们也许属于80后的代际概念,但是他们自己也在质疑这个概念,反而这会是一种拖累,有什么意义呢?

　　记者:那你看过韩寒的作品吗?

　　葛亮:韩寒的价值在于他提供了一种年轻作家发言的可能性。他的作品太多了。我们在香港曾有一个统计,每年仅内地出版的长篇小说就高达两千多部,它们不可能都是精品。我可以负责任地跟你说,我不可能看完这些同龄作家的作品。

　　记者:那郭敬明的作品呢?你怎么看他写的玄幻小说?

　　葛亮:四个字,去冗存精。不但是对青年作家,跟我同辈的作家,对任何的作品都是一样。我自己能做到的就是选取我值得看的,但我也经常发现看完以后还是会后悔,经常会觉得看完以后才知道它是一个不值得看的书。你们可能也会有这种感觉,有些书哪怕是泛读都不值得,偏偏我又是比较认真的阅读者,一本书我要看到一半以后才能确定它是不是一本坏书。这个问题对我而言都是一个困境。

　　我一定要评价郭敬明吗?香港书展的时候有太多的媒体问我,因为我和韩寒是其中两个最年轻的作家,他们都希望我谈一些关于韩寒的评价,我说我一定要谈韩寒吗?

　　记者:他俩在内地比较有代表性。

　　葛亮:韩寒和郭敬明两个人在现在年轻人中脱颖而出,并不单纯因为按照代际这个概念他们属于80后,他们身上有个人的文化意义。首先是他们多元的身份,韩寒不但是作家,更为熟知的身份是公共知识分子,甚至是优秀的赛车手。郭敬明是作家,同时也是优秀的出版人,做得非常成功。我觉得大家更加关注的是他们自己身上个人的这种信息或者说是LOGO,恰好他们属于80后而已。80后的人多了,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没有受到关注。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代际的概念放大到去决定一个作家的地位的高度呢?我觉得无所谓。

　　写作不应该是孤独的

　　记者:加入中国作协,对它有什么期许?

　　葛亮:加入作协的过程很简单,他们希望我加入,让我填张表,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我对作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期望,因为他们当时就跟我说了,我在写作方面仍然保持独立性,我觉得我该怎么写还是像以前一样。

　　作为一个年轻作家,加入中国作协,也是获得一种肯定,这种肯定是让人高兴的,因为我毕竟远在香港嘛。

　　记者:你有没有想过拒绝加入作协?

　　葛亮:首先你摆出拒绝这样一个文化姿态,你太把它当回事了,当然作协是我们一个官方的文化组织,但是你首先要想到的是有这样一个组织的存在,它使得很多作家可以融汇在一起变成一种可能性。因为我深深地感受到,在香港、台湾都没有这样一个组织。我觉得一个组织有一颗包容的心,不是一件坏事,何必把它想得那么复杂。有一些东西你一旦把它上升到某个层面,你作为一个作家顾不过来。我认为任何时候,一个作家首先是一个艺术家,你让一个艺术家考虑艺术之外的事情干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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