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毕业生结构性就业矛盾及其政策应对
摘要：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是我国高质量充分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某种意义上，高校毕业生就业稳，就业大局就稳。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比较大，既有总量上的原因，更有结构上的问题，包括学科专业结构、培养单位结构、性别结构、人力资本结构和就业意愿结构等。为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需要牢固树立“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理念，综合完善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优先机制，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改革，优化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结构，增强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市场适应性；深化劳动力市场体制机制改革，改进就业服务；优化创业政策环境，更好发挥创业促进就业作用；加强劳动者权益和社会保障，增进劳动力市场平衡性。
关键词：高校毕业生就业；结构性矛盾；高质量充分就业；就业优先
赖德胜，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坚持把高校毕业生就业作为高质量充分就业工作重中之重
一是高校毕业生就业事关民生福祉。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事关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和美好生活。高校毕业生有高质量充分就业，全家就充满希望；如果不能尽早就业，或者就业不充分，或者就业质量不高，则会给全家带来压力。事实上，从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看，就业也可以说是高校毕业生职业发展的第一粒扣子。如果毕业后能及时高质量就业，使自身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得到有效运用，延续人力资本积累进程，就会增强毕业生对于未来的信心，会增进毕业生对国家和社会的认同，从而进入一个良性发展的轨道。如果毕业后无法及时高质量充分就业，甚至在比较长的时间内处于失业状态，则毕业生对自身未来发展的信心将会受到挤压，对国家和社会的认同也会减弱，从而难于融入到主流社会之中，职业发展难免受阻。因此，就业是一个事关毕业生当下和长远发展的大事。
二是高校毕业生就业事关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先导，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2]建设教育强国既要有宏观层面的积极推动，也要有微观层面的积极参与，特别是要充分激发家庭和个人投资教育的积极性。决定微观主体教育投资积极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教育的经济回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快速发展，建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原因之一是教育回报率不断提高，不仅告别了改革开放初期的“脑体倒挂”现象，而且教育已成为决定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高校毕业生如果无法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将会对教育回报率产生负面影响。近些年来，“读书无用论”不时泛起，跟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是有一定关系的。因此，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既是建设教育强国的一个结果，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一个条件。
三是高校毕业生就业事关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新时代的硬道理。高质量发展既要有量的合理增长，更要有质的有效提高。因此，要将创新置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在决定创新的诸多因素中，人力资本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数量越多，质量越高，其创新就越活跃。但这有个前提，那就是人力资本得到比较合理的配置和比较充分的利用。如果配置不合理，利用不充分，其创新效能将得不到释放。我国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高校毕业生数量巨大。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年，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2.5亿人。因此，巨量的人力资本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和底气所在。但客观地说，我国高校毕业生除就业不够充分之外，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错配现象。[3]比如专业不匹配、教育程度不匹配等。这也是当前创新还没有充分涌现的重要原因。可见，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是将巨量人力资本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源泉的重要前提。
四是高校毕业生就业事关就业大局稳定。我国城镇需要安排就业的新增劳动力中，高校毕业生占有相当高的比重。比如，根据2024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2024年城镇新增就业目标为1200万人以上，而2024年的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了1179万。因此，在某种意义上，高校毕业生就业稳定，我国就业大局就稳定。自2018年开始公布城镇调查失业率以来，我国城镇总体调查失业率和25-59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都处在比较低的水平上，但16-24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一直比较高。比如，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7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其中，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25-29岁劳动力失业率为6.5%，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30-59岁劳动力失业率为3.9%，而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17.1%，是全国平均值的3倍多。① 因此，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是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的难中之难、重中之重。
在高等教育精英阶段，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是少数，高校毕业生处于卖方市场，可以说是供不应求，其就业总体上不是大问题。但随着高等教育快速发展，进入大众化特别是普及化阶段后，高校毕业生的卖方市场特征逐渐减弱，买方市场特征则逐渐增强，而且还有数量、质量和结构等因素夹杂其中，就业的难度必然会增大。
就数量来说，一个国家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一般会有一个加速度阶段，在这一阶段教育规模扩张的速度甚至会超过经济增长的速度。这既是为了满足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也是为了更好发挥高等教育对于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如果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不能及时全面消化大规模扩张所增加的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现象就会难于避免。“就业难”既会表现为失业率和失业人数增加，这是最直接的表现；也会表现为过度教育发生率提高，即受过较多教育的人只能从事以前较低教育程度就能胜任的工作，即所谓的“高才低就”；还可能表现为教育的经济回报率降低，教育溢价减少。美国在20世纪中后期就发生过这一现象。二战后，在《美国军人权利法案》、第三次科技革命和人力资本理论的推动下，美国加大了教育投资，高等教育规模空前扩大，在校生数量从1945年的167.7万人增加到了1975年的1118.5万人。[4]这对美国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但也出现了所谓的“过度教育”现象。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弗里曼（Richard Freeman）在《过度教育的美国人》一书中，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教育的供给超过社会对教育的需求，更高的教育水平没有带来更高的个人工资。[5]
就质量来说，伴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人才培养质量总体是会提升的，但质量提升之路并不是直线上升，而是会出现结构性差异。一般来说，处于金字塔顶端的高校，具有较强的科学研究导向，其学生规模扩张速度相对来说较慢，因此，人才培养质量比较稳定。而那些承担扩张任务比较多的高校，由于各种原因，教育资源的供给往往相对滞后，短期内也难于招到足够数量的高质量师资，这导致其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可能与规模扩张难于同步，其毕业生的市场美誉度和就业竞争力相对较低，这无疑会增加他们的就业难度。
就结构来说，由于高等教育扩张逻辑与毕业生就业逻辑不完全一致，这可能会导致供需结构之间存在偏差。这种偏差的一个典型表现是限于资金、设备等约束，一些国家把扩张的名额主要投向了办学成本相对较低的学科专业，而这些专业又往往并不是经济发展所急需的，从而出现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而企业又招不到人的结构性失衡现象。比如，印度在战后非常重视教育，认为其未来的命运前途取决于教育，相应地，高等教育得到了快速发展。印度统计局数据显示，印度高等教育每年招生人数从1961年的46.3万，扩张到了1971年的129.7万，再到1981年的500.8万，可以说每十年上一个大台阶。但这种数量扩张的背后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偏差，主要是文科和商科占比太高，达到60%以上，而其他学科占比则比较低。[6]当然，供需结构不仅是学科专业结构，还有其他结构性问题。比如，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等人就分析了印度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影响，认为这是导致当时印度毕业生失业的主要原因。[7]
可见，很多国家在高等教育扩张过程中都出现过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现象，只是程度和具体原因不同而已。可以说，如何平衡好高等教育扩张和高校毕业生就业之间的关系是个世界性难题。
但从人社部门公布的求人倍率来看，劳动力供给与劳动力需求的数量是大体平衡的，有些行业甚至还出现了供不应求的问题。也就是说，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有总量上的压力，但这不是就业难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在于，在高等教育扩张过程中，高校毕业生供给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因而出现了当下“有活没人干”和“有人没活干”这一就业结构性矛盾。
（一）高校毕业生的学科专业供给结构与劳动市场需求结构发生了一定偏差
根据我国现行的学科专业分类，高校毕业生的学科专业可大体分为哲学社会科学类和自然科学类，前者比如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教育学、艺术学等，后者比如理学、工学、医学、农学等。应该说，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如“鸟之两翼”和“车之两轮”，都要得到进一步发展。但在劳动力市场上，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所对应的就业岗位却并不是相等的。
由于我国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正在全面推动高质量发展，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不断推进，特别是新一代数字技术快速发展以及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催生了大量自然科学类的就业岗位，或者说，大量的就业岗位需要自然科学类的知识和技能。比如，根据教育部、人社部、工信部三部门编制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到2025年，仅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十大重点制造领域，人才缺口即达到了将近3000万人（见表1）。另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20年发布的《新职业——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就业景气现状分析报告》，我国人工智能人才2022年缺口超过500万，国内的供需比例为1:10，供需比例严重失衡。
但自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以来，我国高校自然科学类专业的毕业生占比却大幅度下降了。比如，在本科层次上，学理工农医学科专业的毕业生占比从1998年的67.1%下降到2022年的48.3%。相应地，学哲学社会科学类专业的毕业生占比则从32.9%大幅度上升到51.7%。②虽然就业不一定严格要求专业对口，也很难做到专业对口，但术业有专攻，人文社会科学类专业的毕业生一般来说难以胜任数学、物理、化学、航空航天、海洋工程、新能源等理工类专业领域的工作。因此，很多就业岗位对专业是有硬性要求的，用人单位在招聘时会明确设置专业或技能门槛。这意味着，我国高校毕业生的学科专业结构与劳动力市场的学科专业需求结构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偏差，从而导致部分专业毕业生就业难度加大。
（二）高校毕业生的培养单位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我国高校，根据其举办者属性，大体可以分为中央院校和地方院校两大类型。中央院校包括教育部直属的高校和国务院其他部门直属的高校，地方院校则主要包括地方教育部门主办的高校和民办高校等。无论是中央院校还是地方院校，都对高等教育快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从招生人数来看，地方院校承担了更大比例的扩招任务。比如，在本科层次上，部属高校招生人数占比从1998年的45%左右下降到2024年的10%左右，地方公办高校占比从55%左右上升到75%左右，民办高校则从无到有，2024年已占到15%左右。也就是说，地方院校培养的毕业生已占高校毕业生总数的90%以上。
这种培养单位结构的变化，直接决定着整个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状况。特别是由于种种原因，有些地方高校在办学定位上还不够清晰，在学科专业设置、培养规格、培养方式等方面，优势特色不明显，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产业发展的契合度不够高，对劳动力市场的适应性不强。同时，一些新设立的地方院校，由于办学历史比较短，师资、图书资料等储备还不足，这也会影响人才培养的质量。因此，相较于中央部委直属高校的毕业生，地方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压力也就更大。
（三）高校毕业生的性别结构发生了“差距逆转”
由于在社会分工中，女性承担了更多的家庭职责，包括生育、养育、教育孩子，以及其他各种家务劳动。甚至可以说，对于家庭工作，女性可谓是“召之即到”，属于“随时为家庭待命的人”。[8]国际劳工组织2024年4月发布的《体面劳动与照护经济》报告显示，全世界超过四分之三的无偿照护工作由女性承担，在全球范围内，女性平均每天花费4小时25分钟从事无偿照护工作，而男性则为1小时23分钟。[9]这影响了女性对于工作时间的自由度，自然地，平衡家庭和工作的难度更大。因此，在全世界范围内，女性找工作特别是找到好工作的难度比男性大是个普遍现象，这也是性别与劳动社会学中所讲的“母职惩罚”的重要体现之一。
我国女性参与高等教育的机会在很长时期里不如男性，但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以来，高校毕业生的性别差距不断缩小，后来还发生了高等教育的“性别差距逆转”，即高校在校学生中女性占比超过男性。比如，据教育部统计数据，2022年，普通本科学生女生占比，毕业生为55.3%，在校生为52.8%，新入学学生则高达63.0%。可以说，这是高等教育发展中性别平等取得重要进展的具体体现之一，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难度。此外，女生学理工农医专业的比例低于男生。根据全国妇联2022年提交给两会的《关于在数字经济发展中促进妇女就业创业的提案》数据，2020届高校学生中，女生占比为52.0%，但工学门类学生中女生仅占36.1%，理学门类学生中女生占比为45.4%。[10]理工类学科专业女生比例低不仅意味着就业更难，更意味着女性从事数字技术相关职业机会降低。
（四）高校毕业生的人力资本结构与劳动市场需求结构发生了一定偏差
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的理论，人力资本可以分为通用型人力资本和专用型人力资本。前者指可以用于各个领域、各个企业的人力资本；后者指只能用于特定领域和特定企业，否则就没有很大经济回报的人力资本。一般来说，高校毕业生在学期间所掌握的人力资本多为通用型人力资本，专用型人力资本则相对缺失。当然，即使是通用型人力资本，由于各种原因，高校毕业生掌握得也不一定很扎实，也可能达不到用人单位的要求。而用人单位在招聘时，更倾向于招收与企业产品和服务更匹配、具有更强专用型人力资本的求职者，而不太愿意花更大投入帮助高校毕业生在工作中干中学，将通用型人力资本转化为专用型人力资本；而在经济不景气需要裁员时，首先遭到裁员的一般也是专用型人力资本少的员工。正是因为高校毕业生人力资本结构的这种特点，全世界范围内，青年失业率高于成年失业率是普遍现象。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2024年6月份，欧盟27国15-24岁青年人失业率平均为14.4%，而25-74岁成年人的失业率平均为5.0%（见图1），前者是后者的2.9倍。另外，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研究报告《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2024年趋势》，2022年，全球青年失业率平均为14.9%，是25岁以上成年人的3.5倍。[11]
（五）高校毕业生的求职意愿结构与劳动市场新增就业岗位结构产生了一定偏差
在工作搜寻模型中，就业期望是影响搜寻密度、搜寻半径和搜寻结果的重要因素。虽然现在的年轻人喜欢自由的职业，但近些年来在找工作中越来越表现出求稳的倾向，薪资福利、稳定性、安全性等是择业的关键性因素。根据智联招聘的数据，最近几年应届毕业生期望就业的企业类型，大约70%毕业生首选国有企业、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考公”更是成为热门选择。而劳动力市场上新增就业岗位90%以上是由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提供的。因此，在招聘市场上，国有企业、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往往一个岗位几百甚至千人应聘，而很多民营企业则难于招到足够的合适的毕业生。随着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新就业形态还会不断涌现，劳动力市场和工作的灵活性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强。如果高校毕业生就业意愿结构不进行调整，这种供求矛盾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作为新时代新征程就业工作的新定位、新使命，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既强调就业的充分性，有更高的就业率和更低的失业率，劳动参与率基本稳定；更强调就业的高质量，使就业更体面，有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保障，有更多的成长和发展机会等。为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需要牢固树立“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的理念，既要有总量性政策，更需要有结构性政策，多措并举，综合施策。
（一）健全就业优先机制，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
我国从“十二五”规划开始，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12] 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并在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其上升为宏观政策层面，从而形成从目标、战略到政策的就业优先工作格局。将就业优先政策作为一种宏观政策，意味着它成为了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更意味着其他宏观经济政策要将就业置于更加突出、更加优先的位置，使就业成为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和优先锚定的目标。比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是适度还是从松抑或是从紧，要优先考虑就业相关指标。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要完善就业优先政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制，因为就业优先战略、就业优先政策要落地生效，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必须有相应的机制。就业促进机制由多种机制耦合而成，其中就业影响评估机制是重要而基本的机制。2024年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要强化重大政策、重大项目、重大生产力布局对就业影响的评估，推动财政、货币、投资、消费、产业、区域等政策与就业政策协调联动、同向发力，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13]健全就业影响评估机制，涉及到评估的维度和指标体系、评估的对象、评估的方法、评估的主体、评估结果的使用等一系列问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并将其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促成全社会更加重视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导向。
高校毕业生具有相对较高的人力资本，自然也具有较高的就业期望，对就业岗位质量的要求相对较高。因此，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端服务业，科学布局未来产业，建立健全现代化产业体系，在高质量发展中创造更多适合高校毕业生需要的高质量就业岗位。当前，尤其要发挥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对于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促进作用[14]，同时，通过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使数字经济、绿色经济更好发展，从而使二者相互促进，共同提高。
（二）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增强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市场适应性
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后，其所面临的目标、任务、重点等都要作出相应调整，特别是要根据建设教育强国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将就业优先理念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增强高等教育对劳动力市场变革的适应性。
要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定位。我国现有3000多所高校，根据前文所述，它们大体可分为中央院校和地方院校，前者是少数，后者则是绝大多数。不同类型高校的定位和使命是不完全一样的。有的高校要加快建设成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大力发展优势学科，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加强基础研究，推进科研创新，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多高质量人才和高水平原始创新成果，发挥好引领作用。更多的高校则是要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着力提高区域人才供给质量，培养更多应用型人才，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促进毕业生更好就业。为此，要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特别是要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激励不同高校办出优势特色，形成“横看成岭侧成峰”的高等教育格局，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
同时，要优化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结构。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需要有前瞻性，要提高人才培养的未来竞争力。随着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等新科技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着深刻变革，大量常规性、重复性工作将会被替代，从而出现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就业比例上升、中等技能劳动力就业比例下降的劳动力市场极化现象[15]，以及新职业分布不对称和职业技能溢价等新特征[16]。同时，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立发展新赛道新优势新动能，需要更好发挥高等教育的科技支撑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和拔尖人才培养，着力加强创新能力培养。”[17]当前，一个紧迫任务是防止本科阶段理工农医类专业毕业生占比进一步下降，并采取措施，适当提高理工农医类专业招生占比，扩大理工农医类专业招生规模。为此，要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高度，加强理工农医学科发展的顶层设计，改革财政拨款办法，适当提高理工农医类专业的生均拨款系数，使高校更有动力招收理工农医类专业学生。[18]鼓励年轻人特别是年轻女性报考学习理工农医专业。着眼于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绿色低碳等关键领域，加大相关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同时，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加强“四新”学科建设，加强产学研结合，提高学生的数字技能和绿色技能，增强毕业生的非认知能力，使高校毕业生具有更强的劳动力市场适应性。
当然，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高校，也不管是什么类型的学科专业，都要牢固树立质量意识，将高质量发展作为生命线。针对前文所述的高校毕业生人力资本结构偏差问题，一方面要进一步提高通用型人力资本的质量，另一方面要强化专用型人力资本的培养，更好平衡两种人力资本的关系，增强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对此，要积极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完善学生实习实践制度。
（三）深化劳动力市场体制机制改革，改进就业服务
虽然市场已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正在逐渐形成，但劳动力市场仍然存在一些体制机制障碍。劳动力市场体制性分割痕迹仍然明显，不同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形成机制、收入和保障水平、培训机会、职业发展等存在较大差异，而且不同劳动力市场之间流动壁垒较高。因此，要深化劳动力市场体制机制改革，破除限制劳动力和人才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完善促进机会公平制度机制，畅通社会流动通道，增进劳动力市场的平衡性，扩大高校毕业生就业选择的市场半径。
一是利用好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所创造的发展空间，鼓励和支持高校毕业生到基层、西部地区就业，在更广阔的舞台上找到位置，成就自我。二是在高校毕业生女性超过男性，以及鼓励生育的背景下，为使女性高校毕业生更好就业，需要制度性降低“三育”成本，建立健全女性工作后相关成本的分担机制，避免将相关成本过分由用人单位承担，增强用人单位招聘女性高校毕业生的动力和能力。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结合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的大背景，将部分家庭照料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从而减少家务劳动的时间，使女性更好平衡家庭和工作。三是加强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全方位、个性化、不断线服务，比如提供就业创业辅导和就业创业信息，简化相关手续流程等。对于就业确实比较困难的高校毕业生，要采取兜底措施，确保他们在工作搜寻期间享有基本的生活水平。
（四）优化创业政策环境，更好发挥创业带动就业作用
创业具有就业倍增效应。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监测，创办1个个体工商户能带动2-3人就业，每名大学生创业者平均可带动4.55人就业。不仅如此，创业与创新关系密切，创业比较活跃的时期，往往也是创新比较活跃的时期；创业比较活跃的国家和地区，往往也是创新比较活跃的国家和地区。
总体来看，我国创业是比较活跃的，一个重要体现是新增经营主体数量不断增加。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数据，2023年，我国新设经营主体3273万户，同比增长12.6%。其中，新设企业1002.9万户，增长15.6%；新设个体工商户2258.2万户，增长11.4%。尽管如此，创业活动仍然存在着一些急难愁盼问题，比如，创业资金难于筹措，创业服务跟不上等。因此，要进一步完善创业带动就业保障制度，进一步优化创业服务，进一步提升创业质量。特别要加强高校的创业教育，提高高校毕业生的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为大学生和高校毕业生创业提供资金、空间、辅导等支持。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已经证明，越是就业压力大时，越要重视创业工作，创业也是推动经济增长企稳回升的重要力量。根据我国创业浪潮演进的经验，可以说，现在是形成新一轮创业浪潮的好时机。我们要牢固树立“两个毫不动摇”，切实解决好创业活动中的急难愁盼问题，充分激发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的创业热情和潜力。
（五）加强劳动者权益和社会保障，增进劳动力市场平衡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