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传播的发展给媒介具身性创造了条件，也给媒介内容生产和接受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近年来，随着抖音、快手、B 站等网络平台的崛起，产业化运作以及 UGC、PUGC 等多元化生产催生了短视频产品消费的热潮。当前的这场媒介变革，是欧陆学者所说的“深度媒介化”进程的表现。库尔德利则用“媒介实践”来涵盖人们使用媒介的做法与习惯，在他看来，媒介已直接进入人们日常生活的实践领域，媒介的技术、制度与日常语境中的行为习惯结合，这些习惯因交织反复的多重实践而趋于稳固，建构出新的生活方式。“用户的交流行为和身体行为的界限变得模糊，不同行为者的实践与数字媒体纠缠在一起的程度在加剧”。当下，关注微信视频号、刷抖音、快手等已成为获取信息的流行方式，渐渐地刷短视频这一行为开始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用媒介做什么”，这一媒介社会学议题开始浮出水面。

我们注意到，媒介社会学的媒介化理论关注的是“媒介给社会带来何种变化”，这一命题的子命题正是“人们用媒介做什么”。当刷手机、看短视频已成为人们的一种新“习性”，一种持久的气质体系就开始形成。习性是实践与再现的生产和结构原则，它能产生实践，而实践往往再产出形塑习性的客观条件，即实践具有一种再生产作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媒介消费、媒介经营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渐渐转化为深度媒介化阶段的社会行为。那么，刷短视频何以成为一种媒介实践？短视频用户的刷屏行为都显示了主体怎样的存在？其连接行动的本质又是什么？本研究通过观察网民短视频消费的精神状况，区分不同媒介的行为、用媒介的行为和以媒介为前提的行为，试图把握到网民用户“用媒介做什么”这一媒介化社会命题的蛛丝马迹。受众—用户刷短视频的行为作为媒介实践的意义至今尚未得到有效揭示，因此十分值得探索。研究这种行为背后的本质，可以看出社会发展的新动向和新趋势及其暗含着的新的文化镜像。

上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社会学者诸如哈贝马斯（J. Habermas）、吉登斯（A.Giddens）、布尔迪厄（P.Bourdieu）等社会学家都注重从实践理性角度来研究社会问题，进入21世纪，西方社会学界再次迎来“实践转向”（practice turn）,涌现了诸如夏兹金（T.Schatzki）、里克维兹（A.Reckwitz）和拉图尔（B.Latour）等一批较为活跃的新学者。他们的研究凸显了“实践转向”并推动了实践范式在消费社会学、媒介社会学、组织行为学等研究领域的兴起。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广泛应用，当今社会进入了“深度媒介化”阶段，媒介实践是深度媒介化时代的现实表现，对此的研究也被称作媒介研究的实践范式。其领军人物就是英国学者尼克·库尔德利（Nick Couldry）。在2004年的一篇题为《媒介实践的理论化阐述》的论文中，库尔德利第一次尝试将实践理论引入媒介研究领域。至于何为实践范式，库尔德利指出，简单来说就是两个:一是以媒介为取向的各种各样的实践类型的研究；二是以媒介为取向的实践固定其他实践的机制研究。而所谓以媒介为取向的实践类型研究，他认为，“实践理论的价值在于，它就人们的行为与媒介的关系提出了一些开放性的问题。”库尔德利重视的实践领域更多的是受众一侧，即媒介消费者一侧的媒介实践情况。他认为，在同一个场景中，还要区分各种不同的与媒介发生关联的参与者不同的行为目的，要看到人们参与球赛的实践类型众多（从球迷到家人互动，再到社区中心或酒吧的群体团结，直到仅仅是变换一下所做的事情等）。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Elias）认为，社会科学的大部分问题来自于将个人视为一个离散的实体——无论是作为物化的行动者还是作为他们的自我，从共同的机构形式诸如学校、工作场所和家庭来定位社会。按照埃利亚斯的观点，个人永远不可能脱离于社会。欧文·戈夫曼（E.Goffman）将自我和个人身份与社会情境联系起来，他认为是情境创造了个人。

安德烈亚斯·赫普（A.Hepp）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正朝着对媒介化研究的要求越来越高的方向发展，即对受众进行更仔细的考察。”塔玛拉·维茨格（T.Witschge）在阐述政治媒介化理念时指出，“观众通常仍然是一个隐藏的行动者，或者是一个更好的非行动者。”她认为，受众也可以在中介过程中扮演“积极的破坏者”角色。金姆·施罗德（K.Schrøder）认为，“个人实践可能聚合成累积的集体力量，从而塑造媒介机构和媒介格局以及它们与其他社会领域的相互关系。”索尼娅·利文斯通（S.Livingstone）也认为，“观众的生活体验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形的”。赫普则关注深度媒介化时代的个人干预和自我重新定位的问题。由此可以看到，西方学者从宏观层面，关注数字化传播时代媒介对个体的影响，以及个体使用媒介的意义。对受众—用户个体的重视凸显了实践研究的转向。

在我国，对短视频用户行为的相关研究，总体较少且呈现零散性的特征，主要集中在用户心理、使用行为、话语表达等领域。相关研究的主要关注点是：1.关于短视频用户的使用心理研究。一些论文探究短视频用户在刷短视频过程中的心理变化，了解受众对短视频内容的态度及使用—满足的传播心理特点。如王思宇、路瑶分析短视频用户的使用偏好，研究发现，用户更青睐制作功能强大、内容优质的短视频。短视频制作机构提升用户黏性的渠道就是不断生成优质内容。李慧敏、彭琪淋对用户态度的研究，发掘了其中存在的影响因素。这些研究触及到一些基本特征，但深层次的用户心理学研究尚未看到。2.短视频用户的使用行为研究。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用户的习惯、态度、情绪等方面的具体考察。例如，李之茵将“快手”短视频用户社交行为的参与程度和参与水平作为研究对象，将互动、互惠、共同语言这三个社会资本因素和感知收益、感知成本这两个社会交换因素作为研究变量，发现互动、互惠、共同语言、感知收益显著正向影响用户社交行为参与程度和参与水平。该研究从微观层面回答了个体媒介实践活动的规律。张星、吴忧等人基于社会－技术理论构建模型来研究影响移动短视频男性和女性用户的浏览行为和创造行为的因素。该研究揭示了用户行为的影响因素。3.短视频用户的互动机制研究。吴悦文的研究表明，用户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积极的情感能量是短视频用户互动的驱动力，用户在虚拟空间建立互动仪式，并通过长时间的互动成为短视频生产者的粉丝群体；短视频用户的互动程度是衡量短视频传播质量的第一标准。陈亦新从准社会交往理论的视角，分析了短视频用户准社会交往的动机。一方面，短视频用户在准社会交往中建立社会关系，获得社会资本，增加用户间的“社交亲近性”。另一方面，短视频用户在准社会交往过程中形成身份认同和社会认同，但同时，也产生了攻击与偏见的畸形心理。纵观这些研究，均集中于对某些具体平台用户所做的微观研究，很少聚焦于短视频改变了人们什么以及人们用短视频做什么，因而相关研究始终停留在表层结构，深度媒介化时代，用户媒介实践的具体特征未见有系统阐述。

本研究采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运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法观察刷短视频群体的生活与行动。自 2021 年 6 月至 2022 年 3 月，笔者对95 位短视频用户进行近一年的参与式观察，每次观察时间集中在刷屏活跃时段，时长一小时，纪录转发、评论、关注、收藏等互动情况，记录下他们使用短视频行为的主要倾向，从群体的文化内部来研究与诠释该文化的意义和行为，提供有关其意义体系与行为习惯的研究结果。它包括观察和评估刷短视频行为在日常生活中的位置，产生的影响等，最后形成了近 30 万字的观察记录笔记。

同时结合运用“深度访谈”的方法。深度访谈是一种研究性交谈，是研究者通过口头谈话的方式从被研究者那里收集（或者说“建构”）第一手资料的一种研究方法。对于本项研究而言，这种方法能够获得更为全面和直观的资料。本文共选取了28位较有代表性的短视频用户进行深度访谈，采访对象包括在校学生、教师、公务员、媒体策划、企业营销总监、快递员、外卖员、游戏公司职员、全职主妇以及自由职业等多个职业群体。年龄方面，出生于 2000 年及之后的受访者共计9位，出生于1996—1999年的受访者共计4位，出生于 1995 年及之前的受访者 15 位。性别上，女性受访者有 15 位，男性受访者 13 位。地理分布上，受访者的家乡及当前常住地共涉及9个省份，其中既有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也有相对偏远的二三线城市。职业上，受访者中共有在读学生10人，工程师、教师、护士、企业职员等各行业从业者18人。在刷短视频的用户类型方面，我们把“刷短视频”用户分为四类：每天多次刷短视频的浏览者（标为 1),有 9 人；偶尔刷短视频的浏览者（标为 2），有 10 人；偶尔拍摄短视频的普通用户（标为4），有9人；创作短视频并有自己运营账号的从业者（标为 3），本文研究对象主要为普通用户的刷短视频习惯，因此此类职业视频工作者不在访谈之列。受访者具体信息可见表 1（信息统计时间为2021年3月）。

基于上述质性分析，主要探讨以下问题：用户在刷短视频过程中，如何通过点赞、转发、收藏、加关注等手段与他人互动？视频运营者如何拍摄、展演自己的生活来建构社会行为？短视频内容是否会影响人们的现实生活？用户是否会参照着短视频内容去模仿、学习以及购买相关商品？

（一）短视频媒介实践中的主体仍然属于“平台集体”

新媒体时代，主要的媒介实践主体是平台和用户。平台的媒介实践主要表现为算法管理、内容生产、编制协议、代码交易等，实现流量最大化。用户主体则包括作为生产者的用户和作为接受者的用户，前者如网红、UGC、UP 主等，后者则可以简化为接受信息的手机用户。手机用户的媒介实践，主要表现为社交和媒介消费，这其中还可分为被动的接受和主动的实践。所谓被动的接受，是指用户从大众传播继承而来未完成蜕化的部分，是大众传播时代被动接受信息的惯性使然。主动实践，则是指用户的“寻找”“参与”行为。在移动终端，用户主体行为是一种复杂混合主体，既有被动的成分，也有主动的成分。这里不妨称之为“受众—用户混合主体”。

研究发现，新媒体时代的用户与传统媒体时代的受众既有联系又有不同。社交媒体时代，受众化身为用户，每个短视频用户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拥有了主体资格。然而，平台传播的现实决定了他们并不天然地具有独立地位和主体性。赫普将用户称为“新形象”的行动者群体，将其还原到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的概念中来加以考察，这些行动者具有流动性，赫普用“平台集体”（platform collectivities）来描述他们，这是一个抽象群体概念。“平台集体是围绕数字平台而形成的群体画像。”这些集群是在人类实践中构建的——购买在线或在线媒体使用的实践——它们基于共同的关联框架（品味），并由平台调节到特定的行动者群体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构成了一个形象。然而，构成这些群体画像基础的个人用户通常不知道自己被归于某个群体，也不会形成一个共享的“我们”。库尔德利和赫普把这些群体进一步描述为“没有社区化的集体”。它们可以通过一个“递归包含”程序演绎来表示：这些集体形成所基于的喜好、购买决策和选择代表了一个连续的数据流，算法集体形成是沿着这个数据流进行的。这导致了递归性的狭窄循环，其中个体和群体“被反复重新指定”。作为一个模糊化的群体中的一员，用户却时常觉得自我主体存在。

调查中发现，绝大多数用户，觉得自己享有选择短视频 APP 的自由，无论是时间、地点、内容。“我觉得我想看什么内容就看什么内容，看短视频时想开弹幕就开弹幕，想评论就评论。”（F12）大多数用户都会觉得自己获得了主体地位，殊不知自己已经被平台算法所控制。所谓的自由，实际是在算法控制下的自由。“我喜欢美妆类的短视频，大概关注了十多个美妆短视频，另外我还喜欢旅游类短视频，我也关注十多个旅游类短视频号，其他不怎么感兴趣，也许以后我会兴趣发生变化。”（F20）“我什么别的爱好，我一直喜欢陈赫，很幽默、爱搞笑，脸皮也厚，嘻嘻。”（F14）,从兴趣、爱好角度看，刷短视频似乎满足了不同用户的需要。

目前，这类集群主要与平台相关，不同的平台会生成不同的集群。很显然，平台集体受制于平台算法，换句话说，平台内容依据平台集体，既寻找趣味的“最大公约数”，也满足个体的趣味需求。平台集体虽然被平台安排了相同的内容，然而每个个体都会觉得那是自己喜欢的，因而，会觉得是属于“自己的”个人行为。“我知道平台会有推荐内容，但毕竟还是我自己选择的，没有什么不好的。”（F11）

短视频用户的信息接受过程中，实践主体又有哪些具体表现呢？在接受终端，实践主体不断在受众和用户这两种角色之间横跳，作为受众，通常在“你传播什么，我接受什么”的传播结构中等待安排，很多情况下具有随意性。此种情形与大众传播的受众角色有很大的相似性。文化研究学者约翰·费斯克和约翰·哈特利（J.Fiske&J.Hartley）的受众研究除了关注受众的基本特征、规模、购买能力、社会经济地位、主观意见态度等，还关注彼此之间的交往沟通行为等。他们发现了传统受众研究存在的局限，认为若要全方位研究受众，还需从传受双方的交互关系上下手。然而，Web2.0 技术的普及，打破了传播者的制码和受众的解码之间的不对称，使得接受主体从受众向用户的横跳过程中具有了实践的相对主动性。

费斯克认为，受众具有“游牧式的主体性”（nomadic subjectivities），“大众（the people）、大众的（popular）、大众力量（the popular forces）是一组变动的社会效忠从属关系，受众在这种精密的社会关系中穿梭时产生了‘游牧式的主体性’，并根据当下的需要，重新调整自己的社会效忠从属关系，进入不同的大众层理”。他们是“以主动的行动者，而非屈从式主体的方式，在各种社会范畴间穿梭往来的”。短视频的消费者作为平台集体，他们也具有游牧式的主体性。每个用户虽然作为平台集体的一分子，但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平台培养的，相反，他们觉得可以用短视频“玩出花样”，这恰恰是一种“游牧式主体性”的表现。“有时发现好玩的短视频，会分享给很多朋友，然后朋友圈就会兴奋起来，会有讨论，会有人参与弹幕、评论等。”（F17）当用户看到很多人对视频内容进行评论，会意识到自己是大众的一员，代表“大众力量”参与公共空间，发表意见。

（二）刷短视频的媒介实践表现为参与文化

深度媒介化阶段的社会特征表现在平台方面就是数据、数字基础设施和算法技术的应用，而表现在用户方面就是全民媒介实践，在中国具体表现为网红直播、MCN、UGC等。全民媒介实践不可能是孤立的传播者行为，必然牵动和影响着传播活动的另一头——接受者的反应。短视频消费者作为信息接受者一方，其媒介实践必然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最直接地表现为参与行为。刷短视频是手机用户的媒介消费行为，“媒介消费涵盖媒介接触、使用和评价的行为……其中的关键要素包括：（1）接触，即基于自身状况，消费者的媒介接触方式、特点等；（2）使用，即基于接触状况，消费者使用媒介的过程、内容和方式；（3）评价，即基于使用状况，消费者对媒介消费的评价及对未来消费的影响。”不同于大众传播时代的媒介消费，刷短视频这种特殊的媒介消费，其过程伴随着文化参与。

1.用户使用短视频的媒介实践形式

用媒介做什么，是考察短视频用户媒介实践的出发点。实践转向意味着我们要去追寻用户的日常行为与媒介相关的做法，它与文本无关。刷短视频成为一种重复的行为，这种习惯趋于稳定，并与其他社会行为相区别。“我刷短视频，就像别人去看股票的涨跌一样，每天都会打开来刷一刷。”（F5）“一般中午吃饭的时候会边吃边看，或者是坐地铁的时候，或者是在车上或者是睡前会刷短视频，我每天都会有固定的时间刷短视频。”（F2）由于数字内容的开放性特征，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能无休止地刷到视频内容，它像一个无底洞，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信息内容。综合来看，用户刷短视频的参与行为大体有以下几种类型：

（1）搜索（或筛选）

网络搜索实践是一个复合的概念，它包含了搜索行为、搜索能力与搜索习惯的养成。前网络时代，获取远方的消息，只能靠收看电视、浏览新闻等媒介消费才能获得。在此过程中，对信息的搜索和筛选相对较为简单。但在网络社会，甄别信息的能力变得重要，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网络空间海量信息传播带来的信息过载，二是海量信息中的同质化内容过多，且部分内容还自相矛盾。马修·海因德曼所言：“单靠一己之力，互联网用户只有两种方式去发现过去知道的内容。一是在已知的网站上冲浪去发现；二是靠搜索工具去发现。”“因为短视频可以用最短的时间，最精准地获取我想要知道的信息，如果我想要知道一件事情，我直接可以在短视频搜索栏中搜索，不必花时间去看电视。”（F23）由于网络数据库的海量以及内容获取的开放习惯，用户的网络搜索日渐成为一种程式化的习惯。“比方说你自己有需求想去烫个头发，就会习惯性地到上面去刷一下有哪些款式，然后类比哪些发

型比较不错。”（F21）由于短视频数据库的庞大，这为用户的筛选信息带来不小的挑战，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精力去处理对“远方信息”的麻烦。“当我需要了解一些新知识时，我会去搜相关的内容，比如我搜到三五个博主都在讲这个东西，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觉得其中两个人讲的不错，我就关注这两个人，把另外三个人给踢掉了，就是这样的。比方说我前阶段我买一个微单的镜头，当时我就在两三个镜头中间徘徊，不知道买哪个好，那么我就在抖音上看了很多个分析视频，最后筛选出了一个符合我预算和审美的。”（F27）另外，短视频内容大多是自媒体用户所上传，内容的质量良莠不齐，这于用户而言，内容的把关与筛选的负担变得更重。

（2）点赞、打赏（投币）、收藏、加关注（“一键三连”）

点赞、打赏（投币）、收藏等一系列行为，是用户观看短视频时最常见的参与行为，也是对短视频内容作出评价的最简单操作形式。“点赞是代表对这个视频表达内容或者对这个视频的传播者的一种支持，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这个视频，因为点赞了之后，他可能就会被一些平台推到像热搜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去。那么更多的人就会看到同样的视频，所以会去点赞。”（F22）用户刷短视频后产生积极情绪，愉悦的或震撼的等等，就会产生鼓励或支持的行动。“我刷短视频的主要渠道是 Bilibili，驱动我点赞的因素是我对博主的肯定，我认为该视频存在一些深层的价值或意义，或者觉得能明显看到博主对制作该视频内容的用心和努力，例如一些以非遗文化或传统匠人为内容的视频，我希望我的点赞或投币能给他们带去一点实际性的帮助，或许是变现收益，或许是鼓励。我会根据视频内容是否有意义和我对该博主的喜爱程度考虑是否点赞和投币。”（F21）点赞是用户自主发出的，传达类似“我支持你”的关系。另外，用户也通过点赞让拍摄者感知到自己的“存在”，传递出积极和鼓励的意义，同时也让其他社交媒体的好友知道自己曾“到此一访”。“会点赞，看到很搞笑或者有时候有触动的视频还会分享给朋友一起看。但是一般只会收藏自己非常非常感兴趣的视频。这个视频能让我反复观看，可能是因为剪辑很流畅或者很值得和朋友分享，点赞视频就是为了下一次能再找到这个视频内容。”（F22）总之，用户通过点赞收藏加关注这种“一键三连”的方式来满足各种社交需求。

（3）弹幕（或即时聊天）

弹幕是用户在观看短视频过程中即时参与的形式，一般是直接评价内容，也有对其他发弹幕者的回应和评价，多数情况下是一种用户参与过程中的独白。

“他有各种引导式的催更的口号，像宣传语一样的语句供你选用，比如我关注的一个连载视频是每天晚上 9 点开始更新，一般来说到 8:30的时候就有人已经开始催了，然后你要是如期出来还 ok，如果到了 9 点还没出来催更的人就更多了。所以这个时候就诞生了一些平台，提前设定好一些催更的一些口号，怕粉丝打字太慢，也便于大家保持队形，这些催更口号像超市货架上的货物一样，你只要点一下就发出去了，所以特别容易在群里形成这种热浪，爬楼盖楼什么的，然后这种评论互动事实上和外面的群外的这种视频底下的不一样，因为它的热度和更新的程度可以更快啊，外面评论是非粉丝的，当然你粉丝也可以平衡。”（F27）用户跨越时空的同频互动更加丰富，边看节目边进行聊天，更容易激发愉悦感。

（4）转帖（分享）

转帖（分享）是更高层次的评论，一般来说，观看者觉得有意义才会推荐给他人，转帖通常会引发接受者的反应，引入更多参与者参与。“我认为很有用的东西，我会点赞收藏、关注，防止下一次找不到，有时候也会转发给朋友，比如说我最近看了一个渣男鉴定的视频，我就转发给了我一个刚刚失恋的朋友，这个视频就是刚刚好，可以把人骂醒，我觉得能安慰到她。”（F9） 从某种程度上，转帖是用户的一种积极行为，期许获得更多的价值认同。“分享出于一个希望，希望这个视频能被我的朋友也观看到。分享一般有两种情形，一个是我很喜欢这段视频，我希望对方也喜欢；另外我看到这个视频的内容，我觉得我的分享对象他可能感兴趣的，他喜欢的，所以我会分享给他看。”（F13）好的短视频内容会让用户产生分享的冲动，自发地不断传播和裂变，层层传递下去，更多的用户得以观看到，从而达到短视频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2.用户通过短视频进行文化参与的动机

短视频在社交应用中的优势远远超过了以往的文字和图片模式，加上编辑和生产方式也比文字和图片简单，在影响力和感染力方面远远超过文字和图片的效果。“短视频蕴含着一种社会创造力与在塑造能力，作为社会文化公共性生成的基础设施，建构着日常生活的非常规数据库。”用户日常生活中刷短视频的动机包含了以下几个层面：

首先，通过短视频进行社交。用户有时候刷短视频仅仅是为了人情社交。“我不太喜欢发抖音，我每天睡觉之前我都喜欢看小红书，抖音就是偶尔上一下就给我妈点点赞，因为我妈老是喜欢在抖音里发，你知道吧，这个是给她面子。”（F1）有时候是为了圈群互动或者表明态度。“会点赞，看到有触动的视频会点一下爱心。但我不会随便乱点，我觉得点赞也是表明个人生活品味的方式，我也会通过朋友圈其他人的点赞去观察他的三观，来决定我跟他要不要继续交往下去。”（F24）无论是泛泛的点赞之交，还是对点赞的无比珍惜，都反映出短视频平台希冀获取社会关系链的雄心，并通过将社交互动公开化的方式，达到圈子层层渗透的目的，最终获得社交关系的全链条。

其次，获取新闻信息。短视频不仅直观、明了，而且比图文内容生动、方便。大多数人借助资讯类短视频来获取最新信息，不仅能时时掌握时事热点，还能通过意见领袖的解读获得新知，节省时间。“视频从别人的口中读出来，说明他已经对这个事情有了一定的理解。相当于有个人帮你解说了一样，把某一个事件某一类现象，用他的语言再解说一遍，这样我理解起来也就更省力一些。”（F28）刷短视频也是为了“跟上热点”，为社交中提供谈资。短视频的时效性很强，可以简单直接地了解一些热度事件。

第三，获得休憩和娱乐。很多平台并不是满足用户的单一需求，而是交叉存在，比如今日头条既能满足用户对新闻资讯的获取，又能提供一些娱乐性的内容。短视频有图有声音，在感官方面比抽象的文字更具冲击力，对于不识字的儿童或老人更加友好。“刷视频快呀，而且不用动脑，与文字内容相比，可以闭眼听，不用动脑。”（F8）短视频会调动各种声音符号和视觉符号，达到让用户身临其境的感觉。“吃播视频除了让我解馋，还会让我食欲大增，吃播看着别人吃好像自己在吃一样。”（F14）还有一些用户只是单纯地刷，达到轻松的目的即可。“对我有用的东西，你比如说象棋，还有一些健身方面的知识，或者一些小科普的知识我会关注，但是不会跟他去互动聊天，进入直播间打赏。”（F8）总之，刷视频可以帮助用户放松心情、转移注意力。另外，用户通过观看他人形形色色的生活以及生活方式，感受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得到一些“隐形”的鼓励，从而使用户能够更加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生活。

第四，提高日常生活技能。短视频扩展了知识传播的途径，知识不再只寄居在图书馆里的厚重典籍中，还是可以随时随地即能获取的移动伴侣。这在某种程度上提升了用户的精神生活质量。“我学会了一些美食的制作，按照视频的教学可以学会自己动手制作，一方面不仅能提高厨艺，另一方面也能享受这制作过程，陶冶情操。”（F15）“我被短视频安利过不少商品，我承认是一个消费理智型的铁公鸡，比如每次购物前，都先到淘宝上搜索，却很少下单，但是刷抖音非常不同，我本来只是来找点快乐，没想到顺便把东西也买了。”（F20）移动网络与短视频的普及，使得知识的传播更加生动、高效与普惠。

最后，展示自我。展示是将私密生活投射出正常边界的方式之一，大规模的展示为日常生活中人与人的互相监督立下了规矩，把日常的行为和表现转换为景观。普通用户通过抖音拍摄日常点滴，报道私人聚会或者家庭争吵等，将日常生活的片段转换为有故事力的桥段。抖音为了调动用户的积极性，对用户进行了分层，将用户分为明星、网红和普通用户三大层次。通过明星来吸引普通用户，增强粉丝用户的平台黏性，而网红得益于平台自身的培养，帮助提升抖音的品牌影响力，普通用户则可以通过抖音平台尽情展示个性，为用户营造出良好的社交环境。“数字媒介时代，在重新塑造日常生活的形貌中，在网络空间里集体展示的强烈兴趣将成为关键因素。”这一举措为用户展示身份认同以及塑造公共形象提供了便利。

“短视频更加具有吸引性和娱乐性，可以添加有趣的剪辑手法和 BGM，我常看的 VLOG 对比起文字版的 PLOG 来说，更能生动反应博主的生活，展示更多的外部环境。我偶尔会剪辑自己的生活 VLOG，目的是记录自己的生活，我认为视频比照片和文字更能真实记录并且方便回顾。（F21）用视频来记录日常生活，并将其发布在社交媒体平台，是当下短视频用户较为普遍的展示做法。“我会在抖音里拍摄一些我的做饭日常，分享一些我新做的美食，然后就是晒娃。”（F24）正如伊藤瑞子所说，“参与”指的是成为共享的社会实践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参与网络平台或网络内容。从这个角度来看，参与不仅只是主动加入，还包括成为共享实践和文化的一部分。

（三）刷短视频的连接行动本质就是交往实践

文化研究学者班内特（G.Bennett）和赛格伯格（Segerberg）区分了连接行动（connective action）和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两种动员类型，前者是虚拟空间发生的，后者是现实空间发生的。他们认为连接行动并没有简单地取代集体行动，并且这两种形式可以共存。在网络平台上，组织行动的想法和机制比集体行动更具个性化，“集体行动是根据社会群体身份、成员资格或意识形态组织的。”而“连接行动的起点是自我激励（但不一定以自我为中心）与他人网络分享已经内化或个性化的想法、计划、图像和资源”。这种“分享”发生在不同的平台上，容易引发更多的观点表达和行动参与。

1.短视频的社交应用拓展了用户与媒介人物进行“准社会交往”的渠道，满足用户的社交亲近性需求。

准社会交往（Para-social interaction）是指用户与影像中的人物产生的一种虚拟交往行为。他们会把影像人物当成现实生活中的真人一样，进行拟社会交往。这种虚拟交往可以发生在任何的媒介节目中，电影、电视剧、小说、戏剧或者短视频都有可能产生准社会交往。在形式上，它表现为用户对媒介人物的某种单向度的、想象性的交往，继而在情感上生发出迷恋与好感，行动上产生积极支持的行为。短视频与其他传统媒介不同，其强大的互动和社交功能为用户的准社会交往提供了便利。如心理学家 Sch⁃ramm 和 Hartman 指出的那样，交往的形式和表达的内容决定了准社会交往产生的可能性。用户在刷短视频的过程中，容易对视频主播产生价值认同。特别是短视频节目中的一些知名大 V，凭借自己精湛的专业知识，将现实生活中的复杂难题进行简单化解析，往往会受到用户的追捧。用户在获得知识增量的同时也被大 V的人格魅力所吸引。

“我也不是随便乱看视频的，我最喜欢看的视频号是凤凰卫视的“石评大财经”，这老爷子如果说新闻圈有人值得我崇拜的话，石奇平老爷子绝对排第一，甚至是唯一。30年前就提出了一个全球一盘棋，中美大博弈，非常厉害！他会从历史的角度、经济政治的角度分析很多东西。”（F8）

关于用户与媒介人物进行“准社会交往”的动机，学者们认为有两种范式，一是“缺陷范式”，即这个媒介人物的音容笑貌弥补了个体生活中的某种不足，因而使个体产生了交往的需求；二是“通用范式”，即准社会交往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交体验，是个体现实生活社交的某种延伸。随着移动互联技术和智能媒介摄制技术的发展，短视频的内容为用户与媒介人物的准社会交往提供了技术便利。用户在刷短视频的过程中，找到共鸣对象的几率远远大于在现实生活中的共鸣。

“头条视频上有一个北京老爷子我特别喜欢，他抱着吉他唱歌，因为他有人生阅历，他唱出来的歌就会让你有一种内心的感染，你知道吗？然后他会定时的发一些现场弹唱，但已经有一年多他不发了，不知道老爷子最后怎么回事，他边喝酒，然后点根烟，弹着吉他给你唱歌你知道吧？就像高山流水遇知音的那种感觉一样。”（F8）

还有一种情形是，用户在现实生活中有普遍的兴趣，但是还会在虚拟空间中去寻求更多的体验，甚至期待将虚拟交往延展至现实生活中。“刷视频时我很少收藏，基本上看完就过，因为可能过两天他就过时了，甚至他今天的论断一个星期之后就变成一个谬论了，完全是荒诞无稽的一个误判。但不排除有些我特别感兴趣的内容，比如说有个马拉松大神，这个人跑得特别好，我觉得这个对我未来会有所借鉴的，甚至可能我在下一场马拉松比赛中我们会同跑一场比赛，我会去做个收藏。”（F23）

2.短视频的社交应用强化了去中心化功能，满足用户展示自我的欲望。

早期社交领域的中心化，是指那些媒体关注程度较高的人可以成为社交领域的核心人物，受众会追随这些中心人物。互联网则展现了惊人的去中心化效果，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成为公众眼中的中心人物。互联网的去中心化是不可逆的，所以互联网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普通人的表达权利得到了充分的尊重。以抖音为代表的短视频更是加速了这种不可逆的去中心化。

以短视频为代表的新型媒介，总体特征是片段叙事或小叙事，“微叙事”适应了多样化的社会需求，这种生产端与消费端的互动，培育了轻型量化生产模式和休闲化的消费模式。短视频这种碎片化的、片段的叙事模式以生活即景式事件为内容，已发展成为多样化的内容形态。其秉承的理念就是“总有一款适合你”。在抖音、快手、B 站等平台，任何生活中的内容，只要适合视频呈现，都有可能被制作成短视频。“我会创作一些日常、游玩、旅行 vlog。内容简短，传播范围较小，只投放在微信视频和朋友圈。”（F23）在“微叙事”的碎片化传播模式下，现代文化呈现出散点化、非系统化趋势，这与传统文化截然不同。传统文化传播注重灵韵和知识体系，有固定的传-受结构，这主要缘于两个方面:一是信息的碎片化，二是信息所蕴含的文化和思想内容的碎片化。在这种碎片化的传播中，文化的框架被肢解，精华被误读，文化呈现出支离破碎状，现代人处于一种“流动的现代性”状态之中。“短视频的刺激性比文字强，而且你会有一个期待，一种拆盲盒的期待，你不知道你下一个滑出来的会是什么。你可以无休止地滑下去，它永远会有新的东西冒出来，所以很多人就能划着划都两三点钟了，他还没划完。很容易沉迷。”(F27)

3.短视频社交应用扩大了社交“玩法”，让人与人连接的方式更灵活，产生的化学效应更奇妙。

短视频的社交“玩法”有很多，微信朋友圈的视频号除了常用的点赞数、转发数、热度和评论数等功能，还有“朋友赞过”这一功能。“朋友赞过”可能是一个朋友赞过，也可能是好几个朋友赞过，并且会以小红点的形式通知用户。当用户好奇地点开视频后，发现好几个朋友都点了赞，而这些朋友互不认识，可能来自天南地北，甚至年龄差异巨大，或者职业完全不相通，但是这个“赞”表明他们同时喜欢这个内容，这与朋友圈的点赞“玩法”不一样，那是基于熟人社交，而视频号的“朋友赞过”是基于陌生人社交，至于哪些人会有相同的品味和三观，只有用户自己知道，这种玩法就相当有趣。

“有些人在朋友圈是好友，但并不是现实当中很深交的好友，我会通过他点赞过的一些视频对他来做一个区分。就像前两天，我看到有个朋友点赞了俄乌战争的一个内容，打开一看，里面内容相当低级，用脚趾头都能分辨出这明显是洗脑性质的，但是他就点了赞，然后我就果断把他拉黑了。原因你懂的，本来我是看不到这条内容的，但他点了赞，系统通知了我，我就看到了，这属于诱骗。我很生气。”（F15）

短视频成为用户筛选好友的一大利器，通过观察对方点赞视频的水准来做决策，这无疑是新媒体时代的社交新玩法。相比较于算法推荐，短视频社交应用中的“朋友赞过”更有益于短视频内容的展开度。短视频机构为了吸引内容，对用户的喜好进行分析，建构出用户画像，以便为用户推荐更多更感兴趣的内容。但某些时候，算法并不智能，有些推荐并不能让用户满意，张冠李戴或者断章取义的情形时有发生，甚至有时候还出现误杀的结果。

“主要是算法有点傻，比如那种恶搞伴郎的，我不感兴趣，把它举报了，然后他把所有与婚礼有关的视频全都屏蔽掉了，这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对吧？其实我并不想如此，或者说你看到一个恶搞汽车的内容，你觉得不感兴趣，结果它把整个汽车类的内容都屏蔽了，这就有点挫气了。”（F21）

而就实践范式角度看，或许可以用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来加以解释，在社交媒体交互传播中存在着一个行动者“共同演进”的过程。拉图尔认为，行动者是能动的“转义者”（mediators）而非被动的“中介者”（intermediaries）。它们不是简单地提供信息，而会主动转换、翻译原本所应传送的含义或元素。

“我关注过一位身患尿毒症但仍热爱生活的小姐姐。曾经的她很漂亮，现在因为尿毒症，面部水肿，脸色无光泽，但她没有因此放弃自己，放弃生活。她开始创作短视频，用自己的经历鼓舞其他患者，虽然前路漫漫，但她成为了别人心中的一束光。她的善良时常让我愧对于健康而没有斗志的自己。生活很美好，一些都需要我们努力去创造，去坚守。”（F9）

可以说，视频博主与用户共同演进，既激励了用户，也鼓舞了自己，让同病相怜的患者坚强，让健康的人们主动反思。

刷短视频建构了新的日常生活模式。弹幕、点赞、投币（打赏）、转帖（分享）等这些短视频使用过程中形成的新习性逐渐成为日常生活中的常态，这将对社会产生深层次影响。传统传播时代，自主的刷短视频式的媒介实践活动是不可想象的。短视频 APP 建构了生产者与用户、用户与用户之间新的交往关系和交往空间，这正是媒介化理论所关注的改变。互动和协商成为物质网络世界的新行为模式。“刷短视频”的媒介实践作为新的社会交往方式，是一种文化参与性实践。“刷”手机的行为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它意味着期待和参与，对用户而言也意味着是自我的一种释放。刷短视频将颠覆传统的文化制度对于终端接受的行为的设定，打破了“生产—文本—受众”的流程线性架构。深度媒介化理论的核心关注的是“改变”、社会“形塑力”和制度化，媒介实践的终极形态是文化实践，刷短视频这一媒介实践，改变不仅是文化形态，更是人类交往方式。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网络亚文化传播机制与引导研究”（18ZDA313）的阶段性成果]

（陈龙：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小燕：苏州科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原文刊载于《新闻与写作》2022年第4期，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以纸质版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