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如果去翻《尚书》《诗经》《山海经》等先秦典籍，会为得名于那时的地名所惊叹：殷、雍、郢、鄢、蓟、涿鹿、邯郸、曲沃、云梦、琅琊……也许你未必清楚它们的来由与寓意，但是你能够体会到其文字美感与人文内涵。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对地名进行了一次大洗牌，分天下为36郡（后增至48个），郡下设若干县，这里面有些名字起得就不太讲究了，比如三川郡、河东郡，直接拿河流和方位来命名，显得文化涵养不高，不过这毕竟还是少数。
到汉代，地名命名还是比较严肃的，比如汉武帝时实行刺史制度，将天下郡县划分为十三个州（监察区，非行政区），州名大多典出《禹贡》中大禹创九州的记载，如冀州、兖州、青州、豫州。到了汉末建安时期曹操当政，甚至一度完全恢复了九州。
但是到了晋代，统治者开始任性地新设州，随后五胡乱华、南北分裂，州被越切越碎，再加上南朝侨制州郡县，地名完全混乱，自然也顾不得章法。及至隋唐，给州上加道，宋朝又改为路，行政区划频繁更迭，地名需求成倍增加，典籍中的古地名已无法满足，这就自然地导致了新增地名的庸俗化。
到了元朝统治中国时，对行政区划进行了又一轮大洗牌，推行行省制度，沿及明清，我们如今的省名大多自此而来。
元明清对于省的命名大多简单粗暴，以地理坐标加方位构成名称的就占到一半，如江西、河北、山东等，这些名称大多是隋唐以前对某一块地域的泛称或俗称，至元明清则被固定成了正式称谓。
这个落差有多大呢？据个例子，比如今天告诉你，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合并成一个省，这个省的名字叫东北省。
秦汉之时，黄河以北的地域泛指河北，现在河北成了一个省的名字，语义重复了，只好又发明了一个华北来替代。
像陕西，用邻省的一个县加上方向来给一省命名，更是随性而为，毫无道理。
《禹贡》中的九州，如冀州、豫州已经不存在于地图上，只作为省的简称存留了下来。荆州、青州、扬州、兖州、徐州则逐渐缩小为市、县、区，不复当年之声威。
到了20世纪，出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中国的地名又经历了几轮粗鄙化的更名潮，逐渐成为我们今日所熟悉的地名现状。故而如今行走神州大地，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省、市的名字大多比较苍白无味，反而是一些区、县的名字保留了古风古韵。
比如六朝之都南京，其古名建邺、江宁则被保留在了市辖区名中。李白终老之地当涂，成为了马鞍山市的辖县。三国时曹魏的建国之地、“五都”之一的邺都，其名称经过不断降级，至今只能在邯郸市-临漳县-香菜营乡-邺镇村找到痕迹。
这种情况经常会带来一些认知上的混淆，比如西安市，更令人神往的名称无疑是汉唐两朝的国都“长安”，但“长安”之名如今却落在绕城高速以南的远郊行政区中。今日之长安区，不仅与唐长安城的范围毫无交集，更与汉长安城的范围南辕北辙。
地名的粗鄙化，自然在当今互联网上引起了广泛的吐槽。月旦君看到一个流传甚广的帖子，是这样嘲讽的：
“大家好，我乃石家庄赵云、我乃包头吕布、我乃驻马店袁绍、我乃保定张飞……”
当粗鄙化的当代地名与古代英雄人物相连时，的确会形成一种谐趣的效果。
不过较真来说，这种调侃也有失公允。比如赵云的籍贯常山郡真定县，真定县因避胤禛（雍正）之讳更名正定，其名至今仍在沿用，只是行政隶属于石家庄市。
张飞、吕布也一样，张飞籍贯涿县今为涿州市（县级市），隶属保定市（地级市）；吕布籍贯九原县，今为包头市九原区。
此皆为上述所说过的，区、县名多保留古名，往往比它们上级的省、市名要好听得多。如果呼为“我乃正定赵云，我乃涿州张飞”，则就不会有违和之感。
“驻马店袁绍”则是一种典型的地名误读。
袁绍籍贯，于东汉为汝南郡汝阳县，对应在现今中国地图上，则为河南省-周口市-商水县-袁老乡，并不在驻马店市的域内。
人们有这样的误读，主要是因为汝南这个地名，经过不断缩化，成为今汝南县，为驻马店市下辖县。“汝南袁氏”的名头又很响亮，人们才会误将驻马店与袁绍搭配。
因此，科学的调侃，应为“我乃周口袁绍”，或“我乃商水袁绍”，当然谐趣感就弱化了许多。
